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考——与《朱子全集》辑录者商榷

民国重修《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一、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以下称《世谱》)共载十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下称《族谱》)只是一世至六世"一以朱子定本为正";二、《世谱》各支全录,《族谱》七世起只记朱振后裔;三、《世谱》一定载朱然支派,《族谱》未记朱然支派;四、《世谱》不会自称"公",更不会称子为"公",《族谱》不仅称朱熹为"公",而且还称其子为"公".     

中国族谱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族谱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族谱学史、族谱工具书与资料整理、族谱介绍与族谱史料价值研究、族谱意义的讨论、族谱资料的利用、少数民族族谱研究等方面.族谱意义的讨论颇具新意,利用族谱开展北方宗族研究进展明显.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提出新问题,移民史的研究持续进行,族谱的发现推动了对武术史的认识.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族谱是民间最常见的传世文献 ,具有追根寻祖、辨别亲疏、敬宗收族等作用。本文指出 ,族谱在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同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这里 ,重要的不仅在于甄别史实的真伪 ,而且还在于理解特定社会氛围中族人对于族谱的策略性利用。本文以满族族谱为主要对象 ,将实地调查与文本分析相结合 ,尝试对族谱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进行个案研究。     

清代徽州家谱的谱禁

清代徽州谱禁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并延至嘉道年间。谱禁的内容包括避讳、抬写、改正违碍荒诞字句等。徽州家族在执行谱禁规定时更为严苛,对徽州的家谱编修既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谱禁将专制文化渗透至民间私人领域,是清代专制文化强化的产物。     

从地图、地名和族谱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三考

作者以灌阳、道县、江永、江华、富川等县的地图、地名和族谱为史实论证瑶族千家峒在都庞岭地区。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