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鸟意象看魏晋诗人对理想与自由的追寻

在诗歌史上,飞鸟意象是文学家们钟爱的选择,自《诗经》始就有鸟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到屈原笔下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飞鸟故事,及至汉末,鸟意象更是诗人所吟咏的共同题材之一;魏晋时期,从曹植诗文里出现了鸟的寄托与孤鸟网罗等意象;到正始时期,阮籍嵇康高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此时飞鸟意象充满了愤慨苦闷的长鸣;而陶渊明的田园鸟表现出的是一种敛翼独归,不与众鸟的高迈自适。它们各自映照了不同时期文人的现实人生经历及其情感变化,反映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追求。     

试析魏晋南北朝诗人写作的模拟袭用现象--兼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诗坛模拟袭用之风盛行,诗人在模拟与重复中感受并彰显诗歌形式美的各种要素,对于促进古典诗歌走向成熟以及诗歌意象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因模拟袭用之风推动,魏晋南北朝诗坛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别在内容、情境、语言、风格诸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诗篇,甚至导致传播过程中某些诗篇署名的混淆。探讨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相似,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曹植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櫽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性情其人，真诚其文——由曹植诗文看其真性情

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作家自身的性情特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曹植杰出文学成就的取得与其真性情有一定关系。曹植的作品表现出醇真直率、至真至善、悲天悯人等性情特征，说明曹植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他的真性情对他取得杰出文学成就有促进作用。     

曹植和他的《洛神赋》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文学名篇,而对曹植为何写《洛神赋》,从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写他与曹丕皇后甄氏恋情的,有说写曹植自己哀怨的,有说是受宋玉《神女赋》影响专写女性美艳的。但总的说来,离不开甄氏。甄氏是一位出身豪门而命运悲苦的不幸女子。她是汉末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人,父亲甄逸,曾任上蔡县令。甄逸     

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

清代是中国诗学集大成的阶段。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体现在:对曹植文体的渊源流变中对其诗文的重新审视,对其诗文语义层面与文辞章法等进行的阐释,以及对其诗文的一些具体批评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清人以"厚"论诗,与人品结合以论诗文等批评特点,它是清代渐趋崇尚平淡、蕴藉诗文风尚使然,是批评者不同审美趣赏的体现,同时也当与清代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清诗话厚今薄古的倾向等不无关系。     

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

从主题史和心态史的角度来看曹植,就会发现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都萌生在他的诗中,忧讥畏谗,感士不遇,虚度青春的焦虑和建立功名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他诗歌特有的躁动不安而又抑郁寡欢,更因抑郁而悲慨激越的复杂情调.曾植首次在诗歌中留下了青春和理想的颂歌,享乐和放浪的主题,年轻的陈王成为古典诗歌中最初的青春形象,也因此成为青春年少的象征和青春主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