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特人本主义自由观的自我解构

在萨特的重要哲理剧《魔鬼与上帝》的文本中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学文本自身对主题既聚合又消解的特性 ,萨特哲理剧在解构上帝与自由这一对相关性概念的同时 ,也解构了实现个人绝对自由的可能性。因此 ,这种解构从文本上来源于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真的矛盾 ,从理论上来源于现象学方法论本身的矛盾 ,在实践上来源于个人价值理想与这一理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矛盾。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约翰·福尔斯小说中的“剧中剧”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魔法师》和《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结构上模仿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剧中剧”设置。这种设置给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舞台，福尔斯借此探索了人的自我本质以及个体自由，表达了存在主义人文关怀的创作思想。     

我在散场后等你

我走了那么久,才从背阴处,看到那一片温情的阳光。那年,小城里来了难得一见的木偶戏演出,是我喜欢的安徒生的《睡美人》。为吸引观众,剧院推出亲子特价票,只要有父母陪着,票一律打七折,周围的同学几乎都有父母相陪,唯独我,在用尽了软磨硬泡的办法后,依然无法说动母亲。     

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试论李元吉对越南嘥剧发展的影响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越两国,在历史上关系颇为紧密。宋元之际越南古戏曲深受中国戏曲的影响。代表人物李元吉,在越南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元杂剧中的“小人”形象

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为我们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正面的君子,也有反面的"小人"。元杂剧中的公案剧和爱情婚姻剧中的"小人"形象众多,贪官污吏,权势豪绅,地痞无赖,毒妇等等"小人"层出不穷,有贪财的、有贪色的、有贪权的,产生在元代社会大环境中的这些"小人"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南剧《女儿寨》都市展魅力

2011年12月5日,首届湖北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上,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南剧团自编、自演的大型南剧《女儿寨》在江城武汉精彩上演,向全省各族人民展示了这     

戏剧游戏在故事剧主题活动中的运用策略 ——以大班故事剧主题活动《小蚂蚁》为例

将戏剧游戏运用于故事剧主题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过程中，应根据主题推进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选用。在故事剧主题开展的情节与角色熟悉阶段，可选用节奏步行、大风吹、雕像师、十级音量、yes/no等游戏；在情节与造型拓展阶段，可选用情绪体验馆、动作传真机、身体作画和拼合物件等游戏；在升华表演与情感阶段，可采用抛球说心声、松鼠与树、记忆相册等戏剧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