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近(1352-1409)的人性与天命观:理学在韩国发展的几个特征

权近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认为其非常现实且与生命息息相关.在对心的阐释上与朱子不同,认为心虽由气构成,但更主要的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并且把恶与心分割开来.其天人关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当中,提出了体用、圣学等重要思想.他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天人关系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继承.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