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善尊崇李东阳考

法式善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蒙古族学者和诗人,官至国子监祭酒。笔者通过对法式善乾隆年间做馆一事的考证,揭示出法式善与富察家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法式善在嘉庆四年遭受贬谪的原因进行了更为贴切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发现和解读了法式善撰写的政治隐喻诗,并参证以其他文献资料,首次阐明了文学史上法式善崇奉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政治原因。     

有时意匠入幽渺 力与造化争纤毫——记李东阳书法理论及其影响

李东阳不仅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和鉴赏家。在书法上他提出了晋帖唐书饱探索、不主故常、在意不在形三大理论,散见于他的文集中。李东阳的书法理论纠正了明前期台阁体书风的弊病,建立了茶陵派关于书法艺术的理论主张,同时为明中晚期书风审美取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明中晚期书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作为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怀麓堂诗话》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取向的诗文格调,明显带有某种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所谓茶陵派,在明代当属于不自觉的文学流派,惟其如此,在今天就更有进一步认识其价值的必要。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应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自《四库全书》编成以后 ,茶陵诗派的提法就广泛流传开来 ,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工具书都把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诗派称为茶陵派。但这一命名有名不副实之嫌 ,不仅不能准确地揭示这一诗派的特征 ,而且容易给人以误导 ,因此应该根据这一诗派的特点 ,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明代中叶著名翰林王鏊两个重要问题简论

王鏊与李东阳同为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与文学家,两人在翰林院与内阁做过长期的同僚,但王鏊对于李东阳却十分厌恶,评价极低,这些评价固有比较真实之处,可补正史之失,但大部分都是愤恨之下的臆想之词,而造成这种恶评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及由于政治地位、个人才华和社会威望等方面的落差导致的嫉妒心理。清人所著《池北偶谈》记载王鏊娶了寿宁侯张峦的女儿,与明孝宗是连襟关系,但分析相关文献后发现,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最大的可能是王鏊与张峦曾是儿女亲家。     

明代台阁体诗派的消歇

台阁体的诗歌较其散文更为逊色,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台阁体走向没落,在台阁作家周叙那里已经初见端倪。随着茶陵派的兴起,台阁体诗派终于为主流诗坛所抛弃,这是由政治巨变引起的文体变迁。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