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巨擘周叔弢的藏书经历

人生简历 我国私家藏书历史源远流长，它对于保存文化典籍，传播民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民国以来的私家藏书中，北方周叔弢的自庄严堪、李盛铎的木樨轩、傅增湘的双鉴楼，鼎足而三，而周先生以其藏书之富、之精又超越李、傅，故全困而青，索有“南陈北周”之称．“南陈”即祁阳陈清华，“北周”即天津周叔弢。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

《志玄安乐经》是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唐代景教写本，原件自始便为藏书家李盛铎私人所占有，后来又被其贩卖给日本人，直至1958年才有局部照片披露。该件录文于1929年由日本羽田亨博士刊布，1934年佐伯好郎博士重新制作录文刊布并加英译；当今学界流行的该写本录文多源自佐伯文本。文章就该写本录文的刊布过程进行了追踪考察，指出佐伯文本不符合古文书整理的规范，其中存在若干失误，认为在原写本未公开展示之前，对该经的专门研究应依据羽田最早发表的录文。     

日藏敦煌遗书的来源与真伪问题

现在日本藏有为数不少的敦煌写卷,尤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从中国流入的敦煌遗书数量特别多。著名的李盛铎旧藏卷子的真品已经在1935年归于羽田亨之手而目前藏在大阪杏羽书屋。但其他收藏单位称为李盛铎旧藏的敦煌遗书也不乏其例。这些写卷大部分经由商业渠道出售给收藏单位,来源不可置信。来自李家的根据之一便是"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但此印早受到怀疑,至少存在很多伪印,而且李盛铎本人也从来没用于敦煌写卷真品上。本文以杏羽书屋晚期收藏的写卷以及藤井有邻馆收藏的称为何彥昇旧藏的写卷为例揭穿了伪造写卷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