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现代公共性概念立足点的缺陷及重构

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民法典编纂热的理性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决策,得到民法学家的热情回应。不过,由民法典编纂的核心议题——财产制度为主要视角可知,当前民法典编纂存在限制性客观条件,特别是计划经济残余因素对土地等重大问题的负面影响,对编纂划时代的民法典造成障碍。学者的法典化理想同历史上的"法律万能主义"类似,在现实中存在困境。为完成民法典编纂,学者的研究积累有待提高。民法学家与立法部门强调法典的民族性,但在立法实践中学者却由"中西会通"的愿景转变为"比较立法"的现实。因此,对当下民法典编纂热,我们特别需要冷静思考,重视处理上述问题,使民法典最终契合中国实际、有效回应本国重大问题。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基于语文教学分析中职学生阅读“碎片化”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碎片化"阅读现象,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阅读可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阅读既表现为大众现象,更十分普及于大中专学生群体。就中职学校语文教学来看,中职学生"碎片化"阅读的利弊同在,不能回避这样的客观现实,扬长避短、借力发力才是实事求是的必然选择。所采取的对策应包括:支持和利用,理性和引导,交流和思考。而最终目标就是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体验型产品消费行为的羊群效应及机理研究——基于电影行业消费行为的实证解释

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购买体验型产品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影响下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决策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电影行业的票房偏离及消费跟风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体验型产品的羊群效应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采集艺恩资讯的票房数据以及豆瓣的电影基本信息及影评等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消费者"羊群行为"视角分析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质量等内生性影响之后，消费者羊群效应依然存在；产品特征信息对羊群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形成理性跟随；采用预期差异模型可以解释消费者实现理性跟随的过程。研究结论对于电影行业宏观政策制定及对体验型产品合理进行营销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