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

与杜甫之前的唐人乐府诗相比,杜甫的乐府诗有很多不同。完整的故事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长于剪裁和细节描写,善于通过人物语言传达情境,叙事视角的多样化和场面的客体化,使得杜甫的乐府诗成就了以叙事为特长的乐府诗写作,这改变了他之前的唐人乐府诗以抒情为主基调的写作风貌。创制新题,也使得诗歌内容与题目更加贴切。而其内容上的全方位拓展,则极大拓展了乐府诗的写作范围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     

论吴体诗

唐以后的吴体诗外延不断扩大,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其特征,唐代确为吴体的只有杜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9首题标"吴体"诗。归纳七言永明声律规范,统计病犯数据,比对合律情况,结果显示:吴体专指七言八句平韵体,讲究对仗,四声分立,特别注重第四、七字四声相对(同平声除外),以及第七、十四字的平仄相对(首句入韵除外),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声律联属度略低,由合律的单句随意堆叠而成,声律上属宽泛的永明声律。     

杜甫歌行体诗的体类特征

以杜甫诗歌中诗题带有歌、行、叹、哀、吟、引、谣、曲等字样、七言为主体句式、常见三平尾者划为歌行(共87首),在与杜甫律诗的对比中,可以确认杜甫歌行的体类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杜甫歌行体诗无声律限制,多数采用自然音节,尽可能回避律句。二是押韵形式多样化,绝大多数作品使用两个及以上的韵部押韵(71首)。1.大多数作品平韵仄韵兼用,而且其中部分作品平韵仄韵互转;转韵作品中,每个押韵单元的句数不等,少则2句或4句,多则12句,最多者19句,灵活机动,以表意为主;每个单元的第一句以入韵为常例,如果使用入声韵,则往往邻韵通押,甚至混押。2.通首只用一个韵部(14首),以用平声韵为主,上声韵次之,去声、入声韵又次之。3.通首采用邻韵通押者,只有2首。三是多数作品有意回避对仗,出现较多词性虽同而声调未反的情况。     

杜甫歌行大篇结构论

杜甫歌行大篇的结构极尽变化之能事,几乎一篇有一篇之结构,各具经营之苦心。概括而言,其结构约可分为三种,一是大刀阔斧的二分结构,简明单纯,主题突出,在对比、反衬、详略、多少等方面有极大变化;二是三分结构,增加了变化的绝大空间,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与复杂的感情,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三是多分结构,或多层平行安排,或以转韵为层次,或以意脉布局,在时空倒移中显出极大变化,或作层层陪衬而突出中心,或主次详略颠倒,显得更为奇肆。     

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就文学书写而言,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想象与利用经历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演进过程:从魏晋时期零散且单一的象征性描写,到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再至盛唐鲸鱼诗的全面繁荣。鲸鱼的复杂面相被渐次、充分地展现在文学文本中。韩孟诗派及其以外的诗人有意识地运用鲸鱼来营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鲸鱼意象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杜甫笔下,鲸鱼不仅被文学塑造,还反过来言说文学,鲸鱼象征着雄劲刚健的文风,并与风雅传统相联系,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进一解

历来论及杜诗法度时,多由"晚节渐于诗律细"衍生、阐发,释"诗律"为"诗法",更视其为杜甫自白诗法渐工的重要依据。然做如此解,该句作为文本有机组成部分却罕有能圆融贯通整个诗篇者。杜甫惯凭赋诗、饮酒以遣兴,《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是诗人凭诗不足遣兴辄取之于酒的产物。"诗律"即"诗格",指诗歌的格调气韵。"晚节渐于诗律细"乃谓晚年自觉诗作格调气韵渐趋衰敝,具体表现为写作频率的密集、诗歌题材的琐细、诗歌意象的衰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