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研究述评

新常态时期,妥善处置并降低宏观经济杠杆是我国顺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有研究围绕宏观杠杆率的内涵、评价方法、宏观经济后果、成因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治理杠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以高储蓄为支撑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优化制度安排及宏观政策环境,同时发展多渠道融资模式并对金融创新实施科学监管。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须密切关注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暴露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关系是实现宏观经济去杠杆任务的关键。     

“收益率宽幅”是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原因吗

从会计学收益的微观视角研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发现货币性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诱发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风险加大。选取中国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Koyck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各部门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资产泡沫难以抑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大,这为平缓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去杠杆 ——基于四部门持续性和联动性的分析

[提要]鉴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核心逻辑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可能影响,本文分别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四部门杠杆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居民部门为重点分析了四部门杆杠率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持续性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才开始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持续性明显减弱。此外,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降低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但会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当前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应主要考虑金融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联动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关系的可能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尽早启动“最小一揽子改革”

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针对深化改革发表最新观点:尽早启动"最小一揽子改革"。他表示,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以及在旧体制和旧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实际困难三个方面。吴敬琏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中提出的"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概念值得认真研究,加以利用。所谓"最小一揽子"是指每一个阶     

分类管控下的债务风险与风险传染网络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本文针对部门债务,从债务口径、债务结构和偿付风险3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分类管控我国债务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部门间债务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债务在实体经济债务中具有极高的系统重要性,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构建了双层交易对手方风险传染网络模型。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产业债发行人担保网为样本,基于该模型研究了区域非金融企业间债务风险传染结构,并根据综合节点度与对外风险敞口两类指标识别出若干核心风险传染节点。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内的债务间存在较强关联性,是潜在的区域系统性风险源。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债务问题存在国情特殊性,应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债务风险和压力分析评估体系,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分类施策工具。     

基于《巴塞尔Ⅲ最终方案》的弹性杠杆率监管研究

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刚性杠杆率监管存在机理性缺陷。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刚性杠杆率监管的效果,刚性杠杆率监管也不能体现杠杆累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风险的变化。若引入弹性杠杆率缓冲,刚性杠杆率监管加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机理性缺陷就可以避免。因此,有必要实施弹性杠杆率监管,杠杆率的弹性化程度与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对应。     

发行管制条件下的股权再融资市场时机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基于A股市场再融资管制环境,检验了A股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中的市场时机特征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再融资中的市场时机行为显著,表现为两方面:(1)市场高涨时,会有更多的公司申请再融资;(2)申请再融资成功的公司,市场时机适合时融资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申请再融资公司的数量还是再融资规模,市场时机都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股价的时机,另一部分是基于再融资管制政策的时机,后者在配股中约占36%.基于市场时机的更大融资规模导致再融资当年杠杆率下降更多,但由于存在发行价格和规模限制,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 影响短暂.     

中国杠杆率合理波动区间测度

针对当前去杠杆中亟需解决的阀值测度问题,通过搜集我国工业各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尝试测算其合理的波动区间。一方面,基于国民收入循环流,以货币流量理论和存款准备率上限为基础,对我国工业各行业杠杆率的下限进行测算;另一方面,根据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以企业收益流能够覆盖成本流为基准,以银行信贷风险有效控制为目标,测算了工业各行业杠杆率的上限。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我国目前以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微观杠杆率仍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第二,各个行业的波动区间有所不同;第三,去杠杆政策制定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能一刀切。     

稳杠杆和稳增长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针对货币政策如何对宏观杠杆率作出反应的问题,构建福利损失函数、动态IS-NK-Phillips曲线和自然利率内生决定方程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约束环境,求解引入宏观杠杆率的最优利率和数量规则,并基于中国1996～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GMM方法和State-Space方法分别估计固定参数和时变参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中国最优利率规则和数量规则均具有显著盯住宏观杠杆的政策取向,且最优利率政策操作相比最优数量政策更具主动性; 最优利率规则促增长同时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而最优数量规则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容易引发宏观杠杆率大幅波动; 面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央行更加注重稳增长的同时包容温和通胀和适度杠杆。央行应对宏观杠杆率予以关注,发挥利率政策促增长的同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进一步拓宽优化中国利率政策框架,延伸名义利率调控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和宏观杠杆的宽度,由不稳定规则转变为稳定规则,增强利率政策对宏观杠杆目标的调节功效,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略论金融危机对企业高负债经营的启示

金融危机也进入后危机时期,随着经济的复苏,大家对危机开始淡忘。本文以企业高负债经营的角度来看待本次危机的成因和深化,并对应引用国内紧缩政策时暴露的企业债务问题作为实例分析,对企业可能存在的过度膨胀的负债情况进行警醒,并敦促企业时刻保持良好的资本结构,以有利于自身和经济的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