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提升市民媒介信息素养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探微

智慧城市建设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媒介,因而提升市民媒介信息素养成为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必须深入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提升市民媒介信息素养,是市民转化为智慧城市"迭标"主体的重要支点,是智慧城市开辟新型就业岗位的依托,是智慧城市引领普惠幸福生活的基石,亦是智慧城市建设诉诸人本价值的保障.数字时代,提升市民媒介信息素养,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积极作为,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破“五唯”政策视角下的学术成果评价研究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出台了多个破除"五唯"不良倾向的政策文件,特别强调要破除学术成果评价中的"五唯"导向.那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容易受到作者个人和单位级别的影响;学术成果评价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相联系;单位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影响;交叉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存在盲区.分析认为:全球各评估机构发布学术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国家、省部级及各级教学科研单位制定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按照学科专业细分学术成果的相关制度等,均是造成不良评价倾向的诱因.为此,笔者借鉴发达国家学术成果评价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目的,建议重新审视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制度,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进而完善我国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鼓励创作出有价值、高水平的原创学术成果.     

高质量视域下基础教育新设学科评价探索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教育评价是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提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十三五期间，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基础教育新设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学科，《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对其学科核心素养内涵和表现水平进行了界定，但在十四五期间如何深化评价改革仍然有待探索。本研究依据高质量核心素养评价框架，探讨了新设学科深化评价改革的理念和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与传统评价不同，新设学科评价符合高质量核心素养评价的本质特征、采用真实的情境任务、包含丰富的支撑信息、具备衡量多样化表现水平的评价标准。深化基于核心素养的新设学科评价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契合，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战略起点视角下山东省乡村振兴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起点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逆向归纳法,构建由5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31项三级指标构成的山东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复合权重确定法以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省2015-2018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振兴指数和排序上看,胶东半岛城市、济南等优势明显,同时可将乡村振兴效果分为四个层次;乡村振兴效果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沿海地区至鲁中地区向鲁西南地区优势递减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地方财政实力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此,可在高度明确"五位一体"的振兴指向、探索特色化乡村振兴模式以及实施差异化乡村振兴举措等方面构筑应对策略。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民国期间广东地区两次救侨活动评析

民国期间,受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先后两次遭遇劫难,生存艰难,沦为难侨,被迫回国。作为华侨之乡的广东地区也先后两次对回国难侨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陷入苦难中的华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困境,得以生存,对加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抗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