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是清末政坛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积极谋划开赦党禁，试图回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盘活海外党务，此意图最终反由其政治对手革命党促成。辛亥武昌战事爆发，康梁起初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同时差遣徐佛苏、麦孟华、蓝公武等党众秘密联络国内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后又力图持南北之外的“第三主义”，结果均落空，只得依违袁世凯、黎元洪之间。康梁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其政见分歧又在梁启超回国的时机、策略问题上日益扩大与激烈，这不仅成为康梁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节点，而且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斯言至伟,斯文不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刍议

有清以来,学池蒸泽,学术发酵,大师云集,学界一时蔚为大观。近代治学问者,真知灼见,汇而成文,扬扬飒飒,浪淘沙金,可堪一传百阅者,章炳麟、梁任公、钱宾四是也。而章氏以其门第显拔,师承荫密,独领风骚数载而不辍。梁任公别因政治缘故出入于仕宦学人之槛,往来于显贵后学之间,以儒名带学,以文胆行事,厚积薄发,终博学界一位,不吝学人膜拜。钱宾四坚持己见,毋附权威,才气磅礴,广发宏论,自是一大气派。而任公与宾四共有同名之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各有侧重,不拘一格。此乃坊间之趣事,学问家之性至,学界之幸事也。兹取梁任公之作阐而为题,浅抒阅后别议。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翻译及其经济思想解读

Economy与Economics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众多翻译,但最终定格于“经济”与“经济学”,通过对梁启超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探讨这一过程.在“传统”的混用翻译背景下,梁启超主推“生计学”作为对术语翻译过程的积极干预,但最终还是迎合“时代风潮”而选择了“经济学”,而他选择的基础还是在于其“调适性”立场.     

《今别离》之传播史(1899-1949)

自梁启超尊奉《今别离》为黄遵宪诗歌中的名篇、以旧风格写新理想的典范以来,《今别离》一直受到晚清民国多家诗话的赞评,时人争相模仿或者续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以《杂感》和《山歌》等诗作成就奉黄遵宪为白话文的先驱,却不满《今别离》没有做到"我手写我口"而给予差评。而后的文学史著大多因袭胡适的观点,《今别离》淡出黄诗名篇的榜单。从《今别离》在诗坛地位的抑扬降升,可以窥见晚清民国文学观念转变之一斑。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常改良实践及其"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另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旨在突破关键词的局限而使"革命"更具文学感性的书写,而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记忆的挖掘,则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     

“吾先哲”精神的卫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学术独立之先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作为梁启超第一本综合评述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无论在体例、著述形式、写作模式方面均为彼时独特之创作。该本小著作虽系未完成之作，却打开了一扇关于“吾先哲”精神的独立之窗，其中隐隐透露梁氏学术独立之发端。旧书新读，不但在于回溯过往思想经典，更在于提取学术思想独立之源。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