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辩论的技艺：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修辞术

在西方古代,修辞术有三层含义:演说家的技艺、说服-论证的过程和话语分析.在公民大会、法庭和公众集会上围绕公共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是西方古典修辞术的基本语境.雅典的民主制产生了公共辩论技艺的需求,向雅典聚集的智者为公共辩论提供智力资源,也提出了修辞术的根本原则,伊索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开办的竞争性学园,带来了希腊世界修辞术教育的繁荣.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现代图像叙事的隐喻机制及其话语生产

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图像符号表征的常态策略,隐喻超越传统修辞场域的视觉生成不仅取决于热奈特、伯克的修辞学拓展,同时奠基于巴特图像修辞观的正式确立。而作为现代图像符号的意指实践,基于形式相似基础上的联想机制、意指生产的公约机制以及符号意指的情境语境成为现代隐喻视觉生成的内在动因。视觉时代图像主导范式的确立、技术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意识的渲染则成为视觉隐喻现代扩张的外在推动力。正是内外动因的协力塑型了现代视觉隐喻的常态范式与意义供给,也为当下视觉研究的"向内转"提供了一定的理性思考。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论《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意蕴

《史记》《汉书》叙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数术叙事传承了《左传》的神秘化特征,是数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客观上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过程中,蕴含了古代数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威廉·坦普尔的园林理论初探——以《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园艺》为分析对象

威廉·坦普尔爵士园林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之处。实际上,坦普尔在《论伊壁鸠鲁的园林,或论园艺》中系统地探讨了园林的起源、伦理意义和审美形态等问题。他从病原学的角度出发,把园林作为治疗人们过剩欲望的理想之地。他虽然赞同伊壁鸠鲁主义的退隐思想,却从政治德性、顺从自然、自由选择3个方面阐述了园林的退隐伦理。在园林之美上,他认为美在于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既包括欧洲的规则式之美,也包括中国的不规则之美。坦普尔的园林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疗养院园林、私家园林的建设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品牌、修辞、媒介、话语:地区形象研究的四种进路

21世纪初,以早期研究为前提,以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为背景,地区形象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态势,出现了品牌、修辞、媒介和话语等四种研究进路。每种进路都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等方面为地区形象研究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理论基础的框架效应和研究团队规模的限制,各种进路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没有充分对接早期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务。因此,各研究团队和个体应相互沟通、交流和学习,致力于探索地区形象研究领域新的议题、视角和方法,寻求营销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之间交叉、整合与融合的途径,全方位扫描并针对性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