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     

新时代档案事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剖析了新形势下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二是科技投入不足,三是专业人才匮乏,四是专业培训力度不够,五是工作人员状态不佳。本文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档案事业体制机制建设的四条意见建议。分别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推进科技兴馆战略、强化档案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和努力构建档案事业工作新格局。     

协同创新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协同创新是高校深入发展的战略模式,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协同创新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势在必行。为适应新的科研创新教育环境,高校英语教师必须提高科研水平及创新能力,以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对职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根据目前高校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需要通过意识更新、知行合一、体制改革等多种方式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现实图谱和未来走向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是近年来一个热点、难点论域。运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结合内容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回视了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实然面貌。并据此省思未来研究应多边集聚研究力量，促进学术共同体开放与融合；多元突破研究范式，促进理实之间对话与共生；多维聚焦研究主题，促进本土情境中问题剖析与解决。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现有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将诉前程序混同于一般民行检察监督程序，将诉前程序的内容简单地理解成督促建议其他机关组织履职。然而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整体来看，公诉化的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负责把握起诉要件，法院负责审理诉讼要件，诉前程序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诉讼职能的审查起诉程序。诉前程序回归到审查起诉的本位，既是为了理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也有助于检察机关从积极履职与恪守谦抑的矛盾中解脱，在发挥诉讼职能的理论框架下强化检察权的行使。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现状、问题及进路

案件范围的拓展是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来看，在规范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呈多路并进之势，但存在部分规范于法无据、拓展无序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集中于诉前程序，导致诉讼审查程序搁置虚化，且社会公众仅能为拓展案件范围提供线索，参与拓展的渠道过于狭窄。对此，在拓展案件范围时应当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出发，以“公益”和“诉讼”为关键词，强调拓展的案件必须具备起诉必要性，强调诉讼审查程序的重要性，同时把公众体悟公益的敏感度纳入考量范畴，扩大公众参与案件范围拓展的渠道。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