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词的离合现象是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文章独辟蹊径,从与词的离析使用密切相关的准定语和准名词入手,根据句子的信息结构原则,解释了词的离合现象的成因。文章指出,话语的信息结构安排是促成句法结构重组的语用推力:话题语的指称化处置诱发了准定语结构的操作,基本不涉及词的离析;评述语受单一新信息原则制约而出现的事件化处置,迫使及物性低的双音词强行拆分以容纳事件化所需要素,是诱发词的离析并催生准定语和准名词的直接动因。文章的观点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汉语中并无什么离合词,词的离合只是非形态语中双音词的用法变异,是语用型语言句子信息结构进行整编与重组的副产品。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英法德三国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监管研究

2020年以来英法德都修订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规以保护本土优势产业和关键资产,修订内容包括降低监管审查门槛、扩大审查范围以及赋予监管更大权限。三国的监管政策呈现出对外商投资态度越来越保守、在审查改革路径上愈发趋同以及特别警惕中美两国企业的特点。英法德做出这样的修订主要是由于对疫情期间本土优势产业流失感到担忧、面对中国经济科技崛起缺乏自信以及受到美国不良示范的影响。这会迫使中资企业改变投资方式并降低对三国的投资额,而且可能为英法德美联合审查中国投资埋下伏笔。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快搭建中资海外权益保护法律机制,以便能够适时震慑与反制,并加大同三国合作力度,以阻止其与美国监管审查同步化倾向。同时,中资企业应基于标的公司特点以及三国的发展规划准确评估交易可行性和敏感性,更多的进行绿地投资和财务投资。此外,还应就三国外商投资审查做好预案以尽可能的规避监管滥用风险。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信贷配置、融资能力与制造业高端化

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能力目前多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总体来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强，信贷配置比重较高。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现象。实践中，我国银行信贷仍然存在信贷期限不合理、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配置失衡和与制造业高端化匹配度欠佳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研发与高端化发展。鉴于我国银行信贷配置和制造业高端化现状，建议从信息库建设、创新信贷产品、落实信贷政策和提高科技信贷配比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信贷资金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路径。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