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体性实践关系考察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问题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矛盾性就一直被社会理论家们感知和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存在方式,但也使主体自身原本具有的积极主动参与实践成为不可能,物化阻断了人们与世界之间的真正关联,以错误的实践形式代替原有的真正实践形式来表达主体的生存状态。怎样冲破这种已经被物化的生命意识的束缚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对人们实践活动形式的美好期许正是对现存物化状态的否定。因此,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探究对我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仍有其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

青年黑格尔从神学的论域出发批判实证宗教对现实主体精神自由的侵犯。通过对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精髓的批判继承,青年黑格尔构建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实证性"批判体系。他认为,"实证性"是神秘主义与宗教神权相互拱卫的精神产物,并藉由宗教、国家等现实形式反过来压制主体的意识自由。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对于"实证性"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精神哲学体系构建了初步的理论雏形,明确了其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哲学逻辑。     

维希留灰色生态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在维希留看来,伴随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正在改变环境的尺度和维度,并因此在整体上给我们的生存造成破坏性后果。他提出一种灰色生态学构想,把技术及其文化后果置于生态学关切的根基。维希留认为,距离污染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地理多样性的消失和人与人亲近关系的瓦解,因此是比实体污染更为重要的生态问题。灰色生态学通过速度揭示了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技术对环境性质的深层影响之新的维度,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生态问题的理解。     

法之来源探究：以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为视角

在霍布斯死后发表的著作《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站在哲学家的立场与以柯克爵士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他们的交锋中有关法律来源的问题无疑是全书的重心。法律来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捍卫，这是两者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但是柯克认为，正义应该服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一份”，而霍布斯则批判柯克的正义观趋于抽象，容易导致实际上的不正义；针对法律最高权威来源问题，柯克认为法律最高权威来源于法学者，而霍布斯则认为国王才是最高法律权威；关于习俗是否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柯克本人持肯定态度，霍布斯则持否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