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论认罪答辩的审判规避效果

文章采用规范分析法，对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进行了研究。我国语境下的“认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同时包含了有罪供述和认罪答辩。认罪答辩的程序性效果在于规避审判，而有罪供述只能够简化审判。换言之，“承认指控”是否会产生规避审判的法律效果，直接决定我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认罪答辩，而速裁程序是规避审判的典型例证。实现规避审判的路径在于:通过协商程序获取认罪答辩，同时解决定罪量刑，消除诉讼争点，并最终确保认罪协议对法官的拘束力。规避审判遵循以效率为导向的结果主义进路，即虽绕过审判但应当达到与审判相同的效果，使刑事司法系统在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疑难案件利益衡量的效果评价——由两起全国首例案件的审判展开

疑难案件利益衡量具有被动性、合法性和典型的个案性。疑难案件的司法审判应有着明晰的目标定位,即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实现符合社会合理心理预期的个案正义最大化。最优衡量结果的评价指标有三类:合法性评价指标、合理性评价指标和可接受性评价指标。评价个案衡量判决,应遵循从合法性到合理性再到可接受性的"三阶"递进式考察考评顺序。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后人类生存境遇的影像呈现——论英剧《黑镜》的现实隐喻

英剧《黑镜》揭示了人类目前的媒介化生存状况,展示了人类面临的赛博格形态,预示了人类即将进入的人—机一体时代,因而极具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它以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为后人类主义这种哲学思潮作了生动的阐释,对人类正在进入的状态既有大胆的预测,又具批判的意识,对"后人类的生存境遇"作了深刻的反思,为重视、分析和探索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辟了极具想象力的空间.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