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本文对比了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弥补聚合式民主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到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内涵及运用

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三重含义：即政权组织形式、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及工作方法。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是一个密不可分、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其运用的目的在于巩固党的领导，充分动员群众，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党的宗旨和具体任务奋斗。理解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党内监督40年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内监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民主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完善制度建设是党内监督的核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全媒体时代基层民主协商的传播创新与经验启示——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全媒体时代，温岭民主恳谈制度在地方政治家的推动下实现了传播创新，找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更加广泛了解民意集聚民智，更加深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深化了民主恳谈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温岭的创新实践表明，互联网治理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直接的同构性，新媒体提供了新资源和新契机，传播创新使民主恳谈的协商功能进一步深化，社会整合效果明显。在全媒体时代，正向传播效应需要协同推进，执政党要架构新机制，协同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正向传播，助推社会有效整合。     

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