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晚清民国主流词学下之继述与违离

朱祖谋之创作与词选关系密切。《彊村语业》创作取向的多元性表现为托兴深微与赋笔叙写的结合，梦窗情味与苏辛气骨的交融，重南而不疏北的书写策略；《宋词三百首》词选观的兼容性表现于词作取舍中的平衡策略以及“体格”与“神致”的衡词标准。《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有共通之处，但二者在对待苏辛词风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离。《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体现出朱祖谋对晚清民国主流词学的继述与违离，彰显了总结传统词学与催生新词学的浓厚意味。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造自由学术之魂——王星拱与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1933—1945年）

自1928年受蔡元培委托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至1945年卸任校长,王星拱服务国立武汉大学十七载。1933—1945年掌校时期,正值抗战时期,作为早期创业者,王星拱不断推进初建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的发展;作为后期守业人,王星拱带领师生完成战时西迁,落脚乐山延续命脉。王星拱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推进大学学术建设,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贯彻学术自由观念,坚持四育并举主张,强调通专并重教育等举措,构筑了学术重镇,践行了教育救国,坚守了大学精神,塑造了完整人格,培育了济世英才。在王星拱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实力和声誉与日俱增,进而跻身民国著名高校前列。在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之中,王星拱掌校办学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大学"双一流"建设也带了诸多启示。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民国时期对黄河陕县孟津段修建水库的认识

民国时期,中外学者通过勘察黄河流域的水文环境,认为在陕县孟津段修建水利工程,能够有效地控制下游的洪水。该地带修建水库的地点有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狼地(即小浪底)等。选取最适宜的修建地址,除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外,还需关注社会经济因素。虽然民国学者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无法对水库的修建地点作出科学的选择。     

民国诗话中的杨万里接受研究

民国诗话中对杨万里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学者们对杨万里作为南宋大家的地位给予肯定,对于诚斋体的成就,也多持褒扬态度。民国学者对杨万里诗歌特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自然、活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其诗歌中粗俚的弊病。杨万里在诗集序中曾自述诗学渊源,民国诗话对此也有关注,认为杨万里师承江西诗派,同时兼学杜甫、白居易、晚唐诸人。元明清三代对杨万里的接受略显沉寂,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发生改变,诚斋体受到很多诗人的效仿,显示出当时杨万里接受研究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