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晚清民国主流词学下之继述与违离

朱祖谋之创作与词选关系密切。《彊村语业》创作取向的多元性表现为托兴深微与赋笔叙写的结合，梦窗情味与苏辛气骨的交融，重南而不疏北的书写策略；《宋词三百首》词选观的兼容性表现于词作取舍中的平衡策略以及“体格”与“神致”的衡词标准。《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有共通之处，但二者在对待苏辛词风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离。《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体现出朱祖谋对晚清民国主流词学的继述与违离，彰显了总结传统词学与催生新词学的浓厚意味。     

铸造自由学术之魂——王星拱与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1933—1945年）

自1928年受蔡元培委托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至1945年卸任校长,王星拱服务国立武汉大学十七载。1933—1945年掌校时期,正值抗战时期,作为早期创业者,王星拱不断推进初建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的发展;作为后期守业人,王星拱带领师生完成战时西迁,落脚乐山延续命脉。王星拱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推进大学学术建设,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贯彻学术自由观念,坚持四育并举主张,强调通专并重教育等举措,构筑了学术重镇,践行了教育救国,坚守了大学精神,塑造了完整人格,培育了济世英才。在王星拱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实力和声誉与日俱增,进而跻身民国著名高校前列。在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之中,王星拱掌校办学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大学"双一流"建设也带了诸多启示。     

资讯

公共服务全省首个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4月16日上午,攀枝花市人社局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举行挂牌仪式,这也是全省首家挂牌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该工作站按照“一站式服务、全业务办理”的建设模式.     

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1979年的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意在弥补中国历史学于过往之缺失,筹划未来前进方向及重点研究领域,在服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这次会议为新时期史学现代转型作积极动员和初步部署。在规划修订和会议召开过程中,通过不拘一格的交流讨论,使更多学者的头脑得以解放;与此同时,会议集中讨论并修订中国历史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该规划的原则思路及任务布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历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内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在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和挑战共生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样面临深度调整,这促使我们有必要回顾并总结过往的经验做法,以有效加强未来历史学科的顶层设计并汲取学术进步的持久能量。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