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美麦借款

1931年七八月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灾民口粮及实施工赈和农赈,向美国贷购小麦45万短吨。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美麦价格高、利息重、运费贵,加重了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大量进口美麦,又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水灾与明清开封城市民生的变迁

明清时期,开封城水灾深重,人口数量及百姓营生、水产品种类、灾后生活、日常用水、赏游地点与内容选择等基层民生的诸多方面无不发生较大变迁。为救灾恤民,政府展现出了积极的应对态度,使备灾救灾实现了常态化,但由于缺少其他卓有成效的改善民生的行为,城内居民还是迈入了日渐艰窘的生活困境。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

位于华北腹地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历来是灾荒频繁的地区,抗战时期更遭受了严重的水旱灾害及其它自然灾害。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发展,从而战胜了灾荒,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反腐烈士“李青天”

清嘉庆十三年(1808)秋,江苏淮安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老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朝廷对灾情非常重视,拨出专款赈济灾民。按照清朝的惯例,凡是赈灾必须查赈,以防地方官中饱私囊。这年九月,新科进士李毓昌被派到淮安府山阳县查赈,结果引出一桩震惊嘉庆皇帝的反腐败血案。李毓昌(1772—1808),山东即墨人。自幼勤奋好学,以     

嘉庆六年京畿特大水灾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探析

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决口，酿成五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京畿直隶一带一百三十余个州县中，受灾地区达九十多个，堤防崩坍，房屋被毁，灾民流离失所，农作物减产绝收，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损伤。此次灾害的原因既有17世纪全球整体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也有永定河特殊的地理情况，更有长期不当垦荒和滥砍滥伐所导致的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反思此次特大水灾的生态原因及历史教训，对于历史上整体大气候特别是极端气候的归纳分析，以及对今天的森林资源保护与正确开发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你是怕死客吗？

他们是国内新兴生存势力，人们叫他们新派生存狂，但是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怕死客”。他们不断研习各种危机情况下的个人求生技能，挖掘自己的生存潜力，将所学所知传授给更多的人。     

1948年福州水灾述论

1948年福州爆发特大水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场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灾之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赈款,救济灾民。各种民间组织如华侨、同乡会、教会、文艺体育界、新闻媒体等纷纷介入救灾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