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论语》注文献征引失误考索

汉儒重学问,所以汉儒《论语》注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征引文献。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甚至像孔安国、马融和郑玄这样的硕学鸿儒,也难免致误。《子路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汉儒《论语》注存在的问题——以《论语集解》为例

<论语>文本编定之后,最早为之作注的是汉儒,因而汉儒的<论语>注在论语学史上居于首要和重要的地位.但囿于时代和学术思潮的影响,汉儒<论语>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阐释方法简单;思想认识片面;征引文献错误等.     

论汉儒易象观与茶山的易象体系

汉儒本之《易传》,凭借当时自然科学知识,转换话语系统,提出了新的易象理论,重建了偏于天道的象学体系。丁茶山一方面坚持汉易立场,反对王弼义理之学;另一方面通过反思检讨汉代易象学说,实行了对汉代易象的重建,推动了汉代象数易学乃至整个易学的发展。茶山之象学研究,与中国清代乾嘉前后易学研究遥相呼应,形成了东亚汉易复兴的思潮。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汉代儒学对“仁”的理解及其贡献

汉儒的仁说思想,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而更重视仁的政治实践意义;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重要性;以恻隐不忍论仁,确认仁的内在情感是恻隐,而不仅仅把仁作为德行;汉儒已经在仁的观念下肯定、容纳了兼爱、泛爱、博爱作为仁的表达,以仁包容了所有中国文化内的爱的表达,使得仁爱包容了以往各家所提出的普世之爱;最后,与汉儒的宇宙论相联系,仁被视作天或天心、天意,仁被作为气的一种形态,使得仁深深介入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已经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汉代儒学仁说的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仁学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成熟的仁体论的重要基础。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边地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样式,自身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边地小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一直处在一种遮蔽状态.因此,论文秉持生态文学观,运用对话理论,从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的互动来剖析边地小说存在的文化和文学意义,由此体现出多元民族文化形态互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