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     

汉大赋大美的艺术表现及其人文内容分析

众所周知，作为汉代“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以大为美、本文就从汉大赋的体制、内容、描写风格以及汉赋作家的艺术才能等角度对其以大为美的艺术表现作了具体地分析。同时，试图从汉大赋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中挖掘其蕴含的社会人文内容，从中可了解到汉代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基本状况、汉人理性强大包容一切的气魄和精神面貌以及汉赋作家对于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     

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

本文认为,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古代学者"见异于世"的赋论、赋家"猥欲逮及"的言谈中得到印证,而且汉大赋的冷僻诡异之字、广博的内容、宏大的篇幅以及劝百讽一的规谏,也无不与"自我展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汉大赋作家的这种自我展示心理,是因当时"高自称誉"的社会心理、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扬名于时、流芳后世的时代思潮而产生的.     

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

中华民族传统的崇拜大、雄壮的审美意识在汉代君臣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推崇到极至.以"大"为美,作为汉代帝王与文士们共同的审美意识与审美互动,贯穿着汉大赋创作的内外表里和创作之始终,规范着汉大赋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理想.     

试论汉大赋的美学特征及其悖论

汉大赋是西汉一代的文学代表,它显明的美学特征是它的巨丽之美。但是在这个美学特征的背后,汉大赋却存在着两个并行的悖论:一是巨丽之美不断地冲击、弱化着汉大赋的社会功利目的;二是由于汉大赋过分追求巨丽之美,极大地损伤了它作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两个悖论的并行,导致了汉大赋在文学领域内主导地位的丧落。     

李白创作和生命意识

创作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思维活动,这种活动受灵感的制约,它把人的生命意识充分地调动起来。李白作为一个生命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他的诗歌、散文和大赋,都从真实的生命里找到了无数激活灵感的机缘。他虽然身背文学沉重的十字架,并在死亡之约上画押,但却迎来了生命的永恒和青春。     

类思维对汉大赋创作的影响

类思维是中国逻辑思想中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思想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延续到汉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类思维主要通过以类相从的思维方法对汉大赋的内容与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汉大赋在内容上以类相从,繁复铺排,甚至受主观类思维影响而汇不同时空的物象于一类,还使大赋在用字造语上运用大量的联边,大赋因此形成光大巨丽之美.其次,汉大赋在整体结构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次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局部结构上亦以类相从,在每一大类事物之中详尽地描述种类繁多的小类事物,以此勾画出大类事物历时变化或共时形态上的完整性,使汉大赋在形成光大巨丽之美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汉大赋:简牍媒介的文学辉煌

汉大赋的兴衰与简牍媒介发展历程是相当一致的。在简牍媒介应用最为频繁的汉武帝时代,大赋也达到它的顶峰。随着纸媒介不断挤压简牍媒介的应用空间,汉大赋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简牍媒介的普及使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得以顺利完成行政管理与意识形态建设,汉大赋即是当时帝国思想意识的产物。通过简牍这一特殊媒介,汉大赋沟通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种文学传统,并且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空间意识。     

司马相如的末代纵横家心态及其对汉大赋的影响

汉赋有纵横家余韵.作为"文士",司马相如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纵横家心态的末代纵横家,正是他的末代纵横家心态,成就了汉大赋铺张扬厉、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等风格特征.     

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

通过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主要以“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为例,提出汉赋是美文追求与社会意义并重的,只是它极绚烂的艺术形式冲淡、掩饰了其具体、独特的,又批判现实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