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     

生态治理“简约化”的实践与反思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河长制为典型的分层级行政责任制的自然资源治理方式成为典型方式，并且在其他自然资源领域也开始实施，呈现出一种“简约化”治理的特征。从自然资源产权角度比较河长制与林长制的实施，认为不同的自然资源因其产权结构的差异，在治理机制的适用上往往会有不同，简单借鉴河长制形式来治理森林资源会出现“空制度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认为应重视自然资源的产权复杂性，实施多元的国家、市场、社区治理机制。     

河长制实施困境及完善对策——杭州河长制实践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在河长制全面推行之际,杭州市作为先行地在实践中已理清基本情况,取得了强化综合管理等成效,但也凸显出现今河长制存在行政干预性强、信息公开与监督不力、考核机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各地实行河长制的过程中,应通过加强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间的衔接、河道流域间的联防联控以及明确考核标准的方式来破解这些难题,实现水环境的长治久安。     

环境分权、环保约谈与环境污染

环境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应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7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河长制与环保约谈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环境分权和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河长制的实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空间角度看，环境分权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长江中游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显著；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治污效力远高于环境分权的政策效果，但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滞后效用有所减小，表明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一种短期影响；环境分权与环保约谈双管齐下的治污效果更为显著，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但二者双管齐下的治污效力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因此，文章从构建环境监督执法垂直管理机制、重视事前预警约谈、建立跨流域环境联防联治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环境污染的相关政策。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