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同镇裁革始末探析

在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入清后丧失其昔日的军事地位,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裁革,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同镇原先的镇戍体系被清朝新设的绿营体系所代替,旧军被改编为清朝的绿营兵,多余的兵丁则加以裁汰。大同镇的军堡被废弃或转化为民堡,镇内卫所也被归并为府县,由地方官治理。随着大同镇的裁革,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相对隔离的状态也逐渐被打破,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和发展。     

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各使团路线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使者来往的通路是很重要,而且沿途路上怎么防止对方沿途打探消息等政策。准噶尔汗国前往京城或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从清朝角度来看,基本是分为南路与北路。如今清朝派往准噶尔的所使团中报告发现的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派使噶尔丹内大臣齐他特;康熙二十八年(1689)派使噶尔丹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雍正三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派使策妄阿喇布坦内阁学士众佛保;雍正十二年(1734)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傳鼐;乾隆二年(1737)出使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副台吉厄墨根,乾隆三年(1738)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阿克敦。     

乾隆年间的卫所裁并

乾隆年间的卫所裁并始于元年,相对而言主要集中在十五年、二十四年与二十六年,自乾隆三十年以后,一直到六十年,再无卫所被裁并。乾隆十五年山西省卫所全裁,二十六年直隶省、甘肃省与四川省卫所全裁。乾隆年间,共有二十七个卫所被裁并,在所有被裁并的卫所中,有四个卫与一个所被改置为县,四个卫被改置为厅,共计九个卫、所被改置为行政区划单位。经过乾隆一朝,所有的无运卫所基本都被裁汰殆尽,剩下的卫所,除极个别的边区卫所,其余皆为漕运卫所,所以之后卫所的裁并进程便跟漕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朝觐与其中的经济关系

清代对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的朝觐制度是满蒙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措施。喀尔喀蒙古王公对清朝的朝觐中,体现了清廷的权力,也满足了朝觐者物资需求,在朝觐中有着突出的在物资交换前提下对清朝进贡的内涵及历史意义。主要分析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朝觐制度,研究了朝觐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清代用兵西藏是清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驻兵是用兵之后清政府在西藏进一步开展政治、军事工作的继续与发展。文章宏观地分析和研究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影响,认为清代用兵驻兵西藏是清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制度,直接体现了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力度和层面,其意义深远。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安定了西藏、推动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了西藏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积极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中暹贡赐往来及其影响

清代中暹之间的贡赐往来,对暹罗而言,虽说主要是为其经济利益所驱使,但客观上,也达到了中暹之间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实现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