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与反思:计算广告学的演进逻辑与现实判断

计算广告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一直秉承着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推动,相对传统广告,它正经历模型的三维到一维、目的的品牌到直接市场、生态的直线到多方平台等全方位颠覆。然而,计算广告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数据、决策和创意是计算广告实现的思维力、统筹力和创新力,也是计算广告学构建的三种知识能力。计算广告学的外部知识供给已成熟,内部知识孵化渐成体系,回应了其学科属性。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计算广告学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着技术迷思带来的工具理性放大而导致价值理性缺失等问题,需要承担其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性双重责任。同时,基于对计算广告学的反思,分析了其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的框架设置及未来发展的整合模型,以期推动计算广告学研究的良性有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追求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五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演进过程。五个文明构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给我们重要启示: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其蕴含着现代化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     

数字监管能力：概念界定、路径分析与实践演进

数字监管能力是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亟需考虑的重要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面。数字监管能力是以信息为核心，通过信息引导监管空间各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赋能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预防性、精准性以及适应性治理的能力。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监管能力建设已基本实现从工具信息化到业务协同化的转型，目前正在数字赋能的多元共治探索过程中。未来需要继续完善信息聚合和信息互动两大数字赋能路径，着力提升社会共治水平，推动数字监管能力全方位升级。     

区域优势下地方高校 学科专业建设及调整问题研究

在当前多元化经济不断发展、信息产业不断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方高校如何借助国家近年来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出台的政策利好,顺应改革方向,围绕区域优势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学科,是地方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结合国家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的新要求、新趋势,深入分析了当代地方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如何利用区域优势和区域需求进行专业调整进行了深入阐述.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

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情境特征。过去40年,我国重大工程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科学设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发挥、充分释放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整合综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本文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制度情境出发:(1)剖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理论分析框架;(2)回顾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长周期制度变迁、二元作用机制及演进过程;(3)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形成机制、组织配置和全生命周期过程演化;(4)提出了面向新情境的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4个发展建议。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中国国民财富总量、结构及其演进模式研究——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测度范式

“财富-福利等式”表明国民财富与社会福利具有理论等价关系,是评估发展可持续性的最优指示器。我国国民财富研究相对滞后,总量测度与结构分析都亟待深化。本文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范式,依据国情优化关键参数的设定,改进了我国国民财富与分类资本估算,并剖析了省际国民财富结构以识别其演进模式。研究发现:由于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有别,省际国民财富结构差异显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民财富结构先由自然资本主导转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主导,进而转变为人力资本主导,最终迈入社会资本主导。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禀赋与发展阶段做好“投资组合管理”,以此来提升国民财富并优化其结构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改革开放40年中美互动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中美的互动。从中美建交之初的相关协议,到1991年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这一时期的中美互动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框架的形成。1994年和1996年的两次知识产权谈判,以及2007年在WTO框架下的磋商和裁定,不断推进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的进步。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对WTO规则的熟悉与运用,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本轮(2017)301调查所关注的问题逐渐浮现。从宏观上分析,本轮301调查美国对华施以的压力,实质上系中美互动中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完善——>强化执法——>制度检视"这个循环周期的最后一环,但从化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机遇的角度,这也许是倒逼中国趟过改革深水区的外部推动力。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