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考虑消费者双重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减排策略研究

为了削弱传统零售商在渠道博弈中的垄断地位，制造商尝试建立在线渠道与零售商展开竞争。本文在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基础上，又将消费者的渠道偏好进行区分，通过不同决策模式的对比及数值算例分析，寻求低碳供应链最优的减排边界。研究表明：1分散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会受消费者渠道偏好的影响；集中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保持不变。2不同决策模式的减排边界由渠道偏好决定，渠道偏好较大时，分散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较低时，集中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中立时，两者的减排边界相同。3制造商可以通过升级低碳技术、实行低碳化管理等方式降低减排成本，同时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可程度。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基层政府常务会议而言,目前其公开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表现在制度权威度、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不足。在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路径构建上,我国需要强化制度权威性,还要逐渐拓宽信息公开的范围,更要建设公众参与基层政府决策会议的有效途径,也应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决策会议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     

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负面网络口碑对消费者旅游决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讨论和交流自己的消费体验和心得体会。与此同时,在线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市场空间的拓展,也随着网络口碑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内容的多样化及传播速度的加速化,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及购买决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本研究从负面网络口碑入手,采用网络问卷和纸质版问卷两种调研方式进行调研,在对网络口碑、负面网络口碑、消费者旅游决策等相关概念明晰基础上,进行模型构建及相应的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论,结合我国目前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结论,为在线旅游企业提供一定建议与策略参考。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