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的微光──王国维哲学的意义

本文试图给予王国维哲学以新的评价，认为：王国维早年所进行的哲学探讨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一，王氏融汇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数千年的哲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开始。其二，王氏从康德哲学中体会出实证哲学的观念，为乾嘉以来的求是学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并以其史学实践促使其向现代意义的科学观念转化。第三，在经世学风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维新时代，王国维以其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个体生命的执着关注而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指向，预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运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     

百年回眸：中西文化融汇行进中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论

自王国维提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以来，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至今争论不断。从中西文化融汇的角度去梳理这段色彩斑驳的学术历史，对于深化当前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红楼梦〉评论》中的小说批评方法

王国维在小说批评方面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其中运用的进化的文学史、严格的逻辑推理、艺术的审美理论为近代小说批评方法提供了借鉴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王国维对席勒“描写人生”的接受——以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为中心

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王国维通过阅读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席勒思想的介绍,选择性地接受了席勒的"审美人本主义"。在王国维的理解中,"描写人生"是席勒审美人本主义观念的具体表达,"人性完整"的理想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受此影响,王国维标举"诗歌者,描写人生也",在中国最早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文学理论。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读董其昌《面禅窜随笔》笔记-《画诀》篇

己丑春四月，从京赴天水，路遥途远，故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以磨旅途时光，一路浏览、翻阅。二日后从天水返济南，途远路遥，故揽笔作此。     

On Analysis of the Author of"the Progress of the Old Chinese Learning in Recent Twenty Years"——And Discussing Its Academc Significance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