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流专业"双万计划"为契机,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内涵建设——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教学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双一流"和"双万计划"建设背景下,其工作成效对于加快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认清基层教学组织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通过规范教学活动、深化教研室管理、加强教学改革、提升基层教学组织活力,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成为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中心,这对促进基层教学组织内涵建设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平台式购买是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具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和参与主体，差异在于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分担。居民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变，是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平台式购买过程中，在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关系共建与维护、需求满足与反馈等不同交易类型与环节中，交易成本均大为下降，从而促使平台式购买的最终出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平台式购买具有更为优异的治理绩效，实现了政府、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多方共赢。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稳步推进,邮轮业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增,这将难以避免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争端。在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化解体系中,投诉机制未能与时俱进,和解机制的优势未充分发挥,调解机制未与时俱新,仲裁机制未建立有效对接,因此既不能供给解纷实践,也不能满足海南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需求。应当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顶层设计为理念,坚持效率优先、尊重程序选择权等原则,从革新邮轮纠纷投诉机制、畅通和解通道、再造调解体系、优化仲裁机制等层面,构建分层递进式、相互协调衔接的邮轮纠纷化解新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