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研究

随着植物园"旅游经济"的发展,植物园在承担植物科学研究及科普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公众日常休闲的重要绿地。本文选取南京中山植物园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游客满意度进行研究,探寻影响植物园游憩功能的显著因子,为未来植物园规划设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游客对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游憩功能达到基本满意水平。其中,植物物种多样性、景区分布、建筑景观、声景观的满意度较高,滨水景观的满意度评价值较低。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发现植物色彩丰富度、科普场所、科普内容是影响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因子。运用IPA图对16项评价因子进行重要度-满意度分析,并对各象限内的因子提出改进方向。最后基于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结果,提出改进策略:加大对植物园休息设施、卫生设施、娱乐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的投入;更新科普方式,增添特色游憩主题园区;完善现有道路体系,增强对北部专类园的可达性;增加色叶植物的种类、提高色彩丰富度等。以期为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的优化及其他植物园的规划设计提供借鉴。     

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知识图谱与未来展望

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在我国得到快速推进,与之相关的满意度研究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基于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对国内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相关的期刊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廓清现有研究的文献概况、发展脉络和基本论域,从总体上呈现出该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国内学界对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的研究论域主要分布在满意度调查与评价、满意度影响因素、满意度测评方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学术关注度还不够高,整体研究水平亟待加强;满意度测评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亟需提升测评的科学性;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导向尚存分歧,有待进一步化解;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对公共服务治理的理论反思。     

从生产到生活——试论"生活世界"对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及路径再建构

"生活世界"研究对工匠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个体共同文化生活背景的互动及实践场域,"生活世界"具有先验性、实践性以及多样性等特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可以通过铸就惯习、内省文化和净化理念等方式,使工人呈现出一种"尽心、负责"、"多元化视角"以及"善于坚守"等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也易出现工人工匠精神未顺利实现障碍,原因与现代化术语垄断、工厂被视为一种替代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理念异化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有关.要解决以上问题,形成新的分析视角,必须从建立更丰富实践理论体系、树立更正确社会分析目标和形成更浓厚"地方性知识"氛围等方面入手.由此,工匠精神才能得到更好培育,其分析路径也才能得到更进一步转化.     

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的新可能与其悖论

分享经济中存在着一对耐人寻味的张力:一方面,"使用"(借用)从历史上劣于"占有"的地位一跃成为新的社会风尚,这一风尚指向(环境、社会)可持续性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个体自由选择、自我表达等无限推崇的意识形态穿越过消费主义时代来到分享经济时代,丝毫未受动摇,仿佛一种先在的绝对命令,其不可避免地指向更高的流动性(如更多的旅游机会或更远产地运输而来的食物)、更丰富多样的选项(如提供分享服务的平台应做到可供选择的物品应有尽有)乃至更多的区隔等等。在一个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主体性、自我认同的文化氛围中,分享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可能非但不是反消费主义的,而却恰恰延续了消费主义的逻辑。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