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优育,从孕前健康管理开始

所有家庭都期盼生育健康聪慧的宝宝,害怕怀孕失败,恐惧婴儿出生缺陷,担心分娩意外。作为一名产科大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让我认识到,优生优育、孕产顺利、母婴平安,首先在于孕前健康管理。有人会疑惑,生孩子是一件自然的事,是女人的事,也是医生的事,夫妻双方有必要做孕前健康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优生优育的重要基础是孕前阶段,而不是怀孕之后才注重对胎儿的保护。从有要宝宝的想法开始,积极准备计划妊娠,一方面做好夫妻双方的医学检查;另一方面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背离的法社会学探究

通过对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考察发现:法律规制是一回事,劳动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劳动实践中通行并发挥作用的规则,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本上的劳动法律.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并解释该现象以及如何分析其成因并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对策是我们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运用"行动中的法"的理论分析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修改、实施问题,揭示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并予以理论化和类型化,进而从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不足,影响了法律规制的实施效果;弱化的行政执法,造成了法律规制效果的低下;"双轨制"用工制约了法律规制实施效果,三方之交易行为规避法律条款,架空了法律规制.     

梁启超的新民构想

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创立新民说.他认为,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下而上地造就出一代拥戴变法的新民来.在他的心目中,新民应该有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应该有高尚的公德意识,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应该有尚武精神.以创立新民说为标志,梁启超开始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高长虹小说《红心》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红心》对女性独立生活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摆脱经济依附地位而在社会中谋求生存的乐观与自信。对逃离北京和奔赴上海的叙事,表现了女性对传统或现代文化范式和生活样式的背离与批判或认同与接纳。对一见钟情和心心相印纯真与炙热爱情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情爱的大胆与开放。对女性以笔代言打破沉默开口说话和行走漂泊寻求精神高地与生存价值的叙事,表现了女性抉择的自信和行动的自由。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