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多重记忆书写——论谭恩美

记忆是一种回溯过去的心理形式，其在功能上显示为一种储存机制。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它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记忆的场所。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对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记忆元素贯穿始终。如果从记忆书写的角度去审视《接骨师之女》则会发掘出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含义。     

从撇与横的交接看近代汉字书写面貌与规则

现代汉字的笔顺规则中,左边的长撇与横(横钩)的相交或相接,都是先写上面的横(横钩),再次书写左边写撇。然而通过我们对有唐以来此类汉字书写的实际梳理,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近代汉字书写中,左撇与上横(横钩)的交接,均是先左撇,次上横(横钩),几乎没有例外。文章列举了"右、成、戌"等例字,将其从唐代介绍到民国,材料涉及手写文书,字帖,字典以及习字书等,旨在较为全面的介绍此类汉字在近代的书写面貌,总结和概括出其笔顺特点,和现代汉字笔顺规则做一对比说明,也为现代汉字书写规则的调整做出合理的解释。     

生活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书写——熊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述评

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立场下,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这些小说史著,因理念局限,几近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完整、准确地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熊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在生活史视阈下重写中国古代小说史,以重返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场为书写理念,以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为重心,通过多角度、多线索的立体考察与研究,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