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医院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意愿不高，患者的诊疗信息被静态碎片化储存而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考虑到医院进行医疗信息共享将降低患者转移成本，本文构建一个多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医疗信息共享对医院竞争过程中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是否存在转移成本，将患者分为新患者和经验性患者，借助Hotelling模型刻画患者的效用函数，分析患者就诊决策。然后，在政府价格规制和不考虑医院利他性情景下，构建了医院累积期望收益目标函数，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实现医院累积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质量水平，获得了实现患者相互转移且医院在市场中共存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最后，根据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成本降为零，分析与比较信息共享前后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医院间本身存在患者转移背景下，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数量增加但存在一个上限，增加的转移量与患者在医院间的转移成本呈正相关，与初始感知效用的差值范围呈负相关；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均衡状态下的医院服务质量水平高于信息共享前的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在不改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下，要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医院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对其进行定期补贴，以激励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本文给出了这个补贴的量化表达。     

健康类自媒体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根据抑郁症患者对健康类自媒体的接触现状，构建了自媒体信息接触对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213位抑郁症患者的问卷数据，对比了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异，考察了抑郁症患者的“多元无知”现象，并探索了媒体信息对患者人群的影响。研究发现：（1）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实际认知之间存在偏差，出现多元无知现象；（2）抑郁症患者感知自媒体存在偏见，进而高估普通人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态度，由此强化病耻感；（3）抑郁症患者推测自媒体会对其他抑郁症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感知也增强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4）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对其就医态度产生了负向预测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从传播效果的理论层面解读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和就医意向，对改进健康信息传播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老年性痴呆的早期症状及预防措施

国际相关疾病协会公认老年性痴呆早期有10种症状:1.记忆力障碍。这几乎是患者家属能发现的第一个症状。早期表现为近期记忆障碍,不能记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有时刚刚讨论的事情也记不起来,常被描述为“丢三落四”“说完就忘”,经常遗落物品,忘记已允诺的约会、人名、电话等。     

湖北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3月10日下午3点半,随着最后一批49名患者从洪山体育馆走出,武昌方舱医院正式休舱。从2月5日晚第一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进入,这35天时间里,武昌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124人,转出291人,出院833人。据悉,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首批开舱、最后休舱的方舱医院。至此,武汉市所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患者教育怎么做 床头码里有文章

患者健康教育历来是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紧张繁忙的诊疗工作中做好患者的健康宣教始终是一个困扰医护人员的难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量的患者涌入医院,如何做好患者的安抚、教育,使其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治疗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她们 与病毒“过招”为治疗“解码”

她们,不直接接触患者,却与病毒近在毫厘;她们,与病毒“过招”,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数据。她们就是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检验科的13位“女汉子”。在省重症救治中心,检验科与ICU—墙之隔,每天承担着危重症患者400多项血液、痰液等标本的检验任务。23人的团队中,有13名女性。这个“三八”节,她们将在“战场”上度过。     

方舱医院: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新冠肺炎的扩散,已经使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多国继续加强“限行”“封城”“禁飞”等防范措施以应对疫情扩散。3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当前多个国家床位紧张,可以借鉴方舱医院的方式对轻症患者进行集中隔离。参考中国经验,各国纷纷开建方舱医院集中救治:西班牙马德里清空一所展览馆,改造为欧洲最大的临时性“方舱医院”,该医院配备5500张病床。     

患者“自主权”再思考——基于G市Z医院癌症患者的疾病告知实践研究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被隐瞒病情的现象。本项研究分别从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示疾病告知场景的微妙张力,并反思中国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概念。首先,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具有社会建构属性,是由嵌入在中国医疗场域中的一系列因素,如医疗体制与政策、医患关系、医生的主观态度等共同塑造的。其次,在疾病告知的实践中,"家庭"往往是分裂的,患者与家属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最后,自主权概念中的"知情权"与"决策权"存在分离。不少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试图做出有关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而另一些患者在知晓自己的病情、预后和治疗选择后,依然无法进行自主决策。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含着患者、家属和医生在病程中的不断协商、斗争和妥协。     

年老重症患者也有长寿百岁的吗?

年迈体弱和重症肿瘤患者免疫力极低,通常都无法承受手术等创伤性和对抗性的治疗。既然疾病不能去本,那我们何不以患者身体健康为出发点,来个带瘤生存呢?通过有效手段控制、严防病灶发展是带瘤生存的关键。有研究发现,部分中晚期肿瘤患者在服用灵芝三萜类生物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