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皎然"情"论

对于身兼诗论家、诗人、僧人三重身份的皎然来说,情是个十分敏感的字眼。作为诗论家,他反复强调情在诗歌中的本体地位,而作为僧人,他却又反复强调情害道,主张无情、忘情。为了调和诗情与道性之间的矛盾,他把情分为世情与道情,认为前者妨道,后者合道,因此,在诗歌创作中,努力抛却世情而彰显道情。皎然道情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与特定的审美意象,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对其诗歌清逸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皎然论情境──“诗情缘境发”主旨辨正

坊间著作多以皎然诗句之半"诗情缘境发"为据,以为皎然所论在于"情"与"境"互相生发,境为情源;而忽视了此半句之下文"法性寄筌空".以全诗论,皎然所论情、境,不同于物感说"心"与"物"之感发. "心"与"物"之空观,在于物迁与物不迁、有情与无情之中道.皎然并末因"境空"和"无情"而走向寂灭的空巷.心不为物迁、心不为境转,心不为情动;且能寂照双行,转物转境,这是大乘空宗中观的诗意写照.     

论皎然自然观和取境说的统一

以皎然的《诗式》为文本,将其提出的"自然观"与"取境说"加以论述,并证明这两个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即追求的是在取境的过程中体现出自然,达到自然观与取境说的统一。     

世外云木秀独鹤自往还——皎然诗歌中"独"的审美意象及其文化意味

当前学界,对皎然诗歌的研究是薄弱而不系统的。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美学的 高度来探讨皎然僧诗歌创造里"独"的运用及其诗学观,并对其释道圆融的诗学美学观作初 步阐释。     

“以茶代酒”诗话

在我国,"以茶代酒"历来被人们广为应用,并且称得上是一件文雅大方之事,也流传着不少"以茶代酒"的诗话。     

旧题王昌龄《诗格》臆说

《诗格》二卷的分离,在考据之外,有更深层的理论意义。通过《诗格》卷上与《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及《诗式》的理论倾向之比较;通过《诗格》卷下与《诗式》的意境理论及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传承之比较,可以确认《诗格》二卷分离后各自的理论背景及合视之所呈现的唐代诗格发展的轨迹。     

皎然复古通变论的艺术辩证法

皎然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对待＂复古＂与＂通变＂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文艺创作中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并给予齐梁诗歌以公正的评价。也找到了盛唐诗歌繁荣的真正原因。     

陆文学交游考略

陆文学即“茶神”陆羽。《新唐书·隐逸传》云:“陆羽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上元初,更隐苕溪,自号桑苧翁,阖门著书……。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专太祝,不就职。贞元未,卒。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祀为茶神。”他的别号除“桑苧翁”外,《国史补》载他曾自称“竟陵子”,《上饶县志·寓贤》说他曾号“东岗子”(《唐才子传》同)。而《文苑英华》收有一篇《陆文学自传》,欧阳修在《集古录·跋》中认为该文乃出自陆羽手笔,可见他又曾以“陆文学” 自翊。     

类书编撰与皎然诗学

盛兴于隋唐时期的类书编撰之风,对皎然诗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日趋精密的类书编排体制,对皎然先分类后以事例佐之的编排方式有深远影响.二是唐代兴起的秀句类书,为将秀句与诗文批评的进一步结合起了催化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皎然诗学的秀句批评方法.三是与文学批评史中一致声讨齐梁文学的情况相反,唐代编修的类书对齐梁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些类书的大规模流行和普及,对于深化和扩大齐梁文学和文风的影响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从而影响了皎然的齐梁文学观.四是《韵海镜源》的编纂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编书的过程同时就是诗歌创作与讨论的盛会,这样的盛会为皎然诗学的成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但更重要的是,《韵海镜源》的内容本身对皎然诗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唐代诗格中的用事理论

唐诗格中的用事理论主要存在于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式》中.和前代相比,用事在唐诗格中首次统一了称谓,被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予以讨论；确立了“如己意而与事合”和“用事不直”的基本运用原则,并使用事理论向具体、可操作的技法层面发展；同时皎然关于用事和比的辨析也反映了唐人对这两个诗学概念内涵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