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破产模型分析

经典破产模型是风险理论中一个重要内容,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预警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国内相关书籍对破产模型的分析比较分散,本文对经典破产模型的连续时间情形进行了总结和整理,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思路。     

雍正时期关税盈余银考察

关税是清政府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在乾隆时期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0％，而在雍正以前，这一比例只占到4％左右。这种地位的提高得益于雍正时期的税关改革，特别是推行盈余银归公改革，直接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关税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但盈余归公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民币升值能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吗

由于中国国内产出的增加远远大于国内吸收,因而存在巨额规模储蓄盈余并表现为持续且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故国际收支常处于不平衡状态,人民币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本文主要运用国际收支的吸收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并结合凯恩斯乘数过程,试图分析人民币升值能否以及如何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并考察求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以及充分条件。     

从盈余管理角度对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选取上市公司样本,运用均值检验和相关分析等方法从盈余管理角度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对公司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占董事总数的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自愿设立独立董事的公司与政策规定设立独立董事的公司两者的盈余管理有显著差异,前者的平均值小于后者的平均值。总体上讲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没能有效监督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其发挥作用还需以公司自身良好素质做平台。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研究——基于经营业绩的分析

已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分析控制权转移方式、第一大股东性质变动、转让的股权比例、高管变动等因素对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动的影响,并考察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业绩的提高反而是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说明现阶段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不仅不是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反而是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神舟电脑第四次IPO失败:是时运不济,还是事实使然?——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

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盈余管理的结果是影响会计收益等会计要素的数量方面,使会计信息不能够真实反映亏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无法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可能会对相关的机构和个人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本文结合神舟电脑的案例,探讨了神舟电脑的IPO失败的主要原因——过度的盈余管理,介绍了一些盈余管理的识别方法,并对控制盈余管理提出了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失真的表现及其影响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又有所抬头，企业利用盈余管理、关联方交易等手法操纵利润粉饰报表，财务造假案例也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形象，造成造假公司股价暴跌，中小投资者利益大大受损，而且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致使我国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股票遭遇集体做空。所以必须采取各种对策和措施防范财务信息失真现象，坚决打击财务造假者，以净化我国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盈余管理视角下的企业会计准则完善研究

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现行会计准则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些机会.因此,需要制定会计准则概念框架,完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及准则体系,非经常性损益应在利润表中单独披露,会计准则应规范会计选择变更的披露.     

语言多样性、信息获取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

考察了语言多样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因员工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语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但是随着公司员工受教育水平提高,语言多样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与CEO间的校友关系增强了员工教育水平对语言多样性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分析师私有信息获取及其影响机理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文献,而且还可帮助投资者、监管者等利益相关方更好地理解分析师行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