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生成机理的研究

基于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力图刻画投资者情绪的生成机理。以引起投资者情绪变化的货币环境、市场收益、市场波动、相关资产收益等因素为起点，引入市场投资价值、市场预期两个中间变量，建立了包含直接和间接影响两类路径的投资者情绪生成概念模型。使用中国股市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间的667组日度数据，在VAR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收益对投资者情绪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市场波动和相关资产收益两因素基于市场预期中介变量间接负向作用于投资者情绪，而修正后引入的经济周期波动变量可以基于市场投资价值中介变量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发现了市场收益、市场投资价值与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正反馈强化过程。研究揭示出了投资者情绪生成的影响因素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将该领域研究深入到机理分析层面，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存在。     

技术创新加剧了企业技能短缺吗?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企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制造业企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加剧了技能短缺?考察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技能短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研发支出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技能短缺程度加剧。同时,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在区域和产业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在超大城市中,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小城市,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技能缺口的影响效应也显著强于服务业,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使现有技能水平无法与之相匹配,加剧了企业技能结构性短缺。     

基于EVA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对于夯实国有经济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业绩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尽管EVA可以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但从整体上看,EVA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EVA的积极效应存在适用空间,合理的EVA能够最大化降低非效率投资.由此可见,引导中央企业实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保证企业理性投资,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机制探究

核技术应用一般是指射线技术与射线装置在医疗、工农业、地质调查、研究与教育中的应用。我国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存在着激励的创新导向不足、薪酬激励机制不合理、组织文化有欠缺等问题,需结合行业特点及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的特殊要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对策,包括从核心能力出发研究激励问题、建立适于激励研发人员的能力工资制、注重职业发展激励、注重责任激励、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的组织文化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