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法基础理论》

推动共同富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要重视发挥国家调节的作用。市场调节有诸多固有的缺陷,需要国家调节进行"纠偏",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市场调节不愿或不宜进入,此时就需要国家调节进行"补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进入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国家调节引导经济的转型发展。国家调节是否充分以及国家调节的质量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     

政府机构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元治理视角下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中国持续通过重组机构、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等方式应对日益复杂化的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挑战。但即使在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国在应急管理方面依然存在跨部门协调困难和各应急主体协作混乱等问题。元治理理论对于分析和指导中国应急管理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基于元治理视角树立整合型应急理念是优化现有应急管理模式的前提。选取承担具体应急职能的部门作为元治理者，通过柔性引领构建出互补型协作网络是解决应急机构内部以及多元应急主体间协作困境的关键。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护理业的发展——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

19世纪后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医药传教活动推动了西医护理业在华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对护理从业者的称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多以看护和护士二词较为常见。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是为分析护理人员称呼使用的变化及护理人员来源的发展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我国近代护理业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看护与护士之“变”不仅是护理业从业者名称的变化，更是近代社会在不同国家医疗模式影响下护理业发展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环境变迁，政府主导下的护理业逐渐面向规范化及职业化的发展方向，护理业内部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力促使其发生转变，护理业也得到了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