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式电商共同配送的利益合理分配

当前,在国家试点推行的联盟式共同配送过程中,利益分配是联盟企业首要考虑的焦点问题。试点城市推行联盟式共同配送,能较为有效地解决物流配送中的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通过制定合理的标准和要求,搭建利益共享平台,吸引联盟企业积极加入。在保证配送服务质量的同时,通过合理优化流程降低配送成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盟作用。注重利益分配模式,制定科学的利益分配方法,将联盟成员的贡献进行量化考核,公平公正解决联盟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     

基于终生收入的职工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养老金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养老金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作用,但是其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养老金收益的精算模型对城镇个体职工未来养老金收益及收益率进行估计,探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内再分配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非收入因素如个体年龄、性别及婚姻等特征对养老金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影响超过收入因素。通过使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发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受到收入因素的调节。收入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职工、男性职工及已婚职工的负向转移程度。另外,在所有人群中年轻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最大,中年男性高收入群体出现负向转移。研究还显示非国有经济单位养老金在分配作用中的受益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其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利率水平与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考虑将二者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以激发员工的参保积极性。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中国国民财富总量、结构及其演进模式研究——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测度范式

“财富-福利等式”表明国民财富与社会福利具有理论等价关系,是评估发展可持续性的最优指示器。我国国民财富研究相对滞后,总量测度与结构分析都亟待深化。本文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范式,依据国情优化关键参数的设定,改进了我国国民财富与分类资本估算,并剖析了省际国民财富结构以识别其演进模式。研究发现:由于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有别,省际国民财富结构差异显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民财富结构先由自然资本主导转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主导,进而转变为人力资本主导,最终迈入社会资本主导。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禀赋与发展阶段做好“投资组合管理”,以此来提升国民财富并优化其结构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

本研究聚焦渐趋普遍的“老漂族”群体异地养老现象,关注其精神健康。以福利多元和精神赡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市三个老年流动人口较集中地区的“老漂族”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主体的服务供给对“老漂族”异地养老精神需求产生的影响,剖析“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目前的养老福利托底政策和市场补充供给的不足给“老漂族”带来异地养老尤其是精神赡养上一定的困难,建议更多地发挥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倡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应将物质服务和精神扶助结合起来,实现养老渠道多样化、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共同支撑起能够惠及“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养老服务体系。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职工生育假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以制度属性为视角

职工生育假制度兼具职业福利、社会保险、公共福利三重属性,其准公共物品属性依次递增。生育行为具有劳动力再生产、种族繁衍、缓解人口老龄化等重要社会价值,因此,政府、社会和雇主应当共同承担生育保障责任,其责任承担的顺位和比重决定了职工生育假的制度属性结构。当前,公共生育福利制度的缺失导致企业负担过重,产假待遇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生育假期的延长更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就业歧视。应选择以公共生育福利和职工生育保险为主、职业生育福利为辅的目标模式实施改革,重点在于由政府出资设立公共生育福利专项基金,从而优化负担结构、提升待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