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美德

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实践的美德态度.如果没有一种态度,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内容、知识、理论及其方法,就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出现.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把握了对科学思想理论的分析能力、实验技能,更在于他们还具备了特定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源于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健康的科学文化.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长期的教育或规训,这种美德才能内化为科学家活动的一种文化习性.     

犯罪论体系定罪思维模式的诉讼考量——以三阶层式与四要件式犯罪论体系为考察对象

突破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将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置于刑事诉讼实务中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特点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的定罪思路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无论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还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均只设定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定罪思路,因此,难以完全与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具体定罪思路相契合。相较而言,基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平面整合式的特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思路契合度更高。因此,从诉讼实务角度来看,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更具合理性。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战略考量与文化抉择

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挑起了中美贸易战,形成了一股充满单边主义色彩的贸易霸凌主义逆流,表面上看是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考量,本质上则是出于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根本目的。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上分析,这是由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而逐渐演变成为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层面上根深蒂固的民族利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零和博弈和霸权主义思维所决定的,对此,我们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放弃幻想、坚决斗争。而中美贸易战必将对世界的经济贸易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非公益征收的错位、归位与未来走向

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在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中,不论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均可获得征收权力。这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制度：非公益征收。制度的错位一方面降低了公益征收的地位,另一方面提高了非公益征收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界定公共利益,引入公益考量机制,禁止非公益征收。这样既能恢复公益征收之应有地位,同时也能使非公益征收回归原位。接下来的问题是：非公益征收该走向何方,土地需求不会因为没有征收而消失。未来土地供给主要会来自宅基地和耕地,宅基地和耕地如何入市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解决方案来看,区段征收受制于正当性限制;政府购买方案,增加了交易环节,推高了地价,将负担转嫁给了社会,不符合比例原则。应当允许农民集体在补交合理地价的前提下自由决定入市,甚至从长远看,可以考虑由农民个体（家庭）自决入市。     

论劳务派遣向正式雇佣的转换

劳务派遣的超常发展背离了立法本意,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其回归理性发展轨道的路径之一在于向正式雇佣转换。基于用工自由与社会公正相平衡、法律管制与放松管制相协调、劳务派遣的过渡性特征等政策考量,劳务派遣转正具有充分正当性。在法律管制升格的背景下,劳务派遣向正式雇佣转换成为刚性的要求,因之在法律上需提供转换进行的通道和规则指引。对超出法定适用范围的劳务派遣,可以强制性地法律拟制为在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成立直接劳动关系,但应以不违背劳动法理的方式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劳务派遣,亦可依当事人协商机制而转化为直接雇佣。     

“一带一路”与我国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优化

全球旅游业已经步入区域旅游空间竞争阶段，“一带一路”为新时代下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以及我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有益探索。目前，我国区域旅游已初步形成“三横两纵”的空间格局，但存在如下局限性：（1）旅游区域缺乏对空间异质性的考量，在经济合理性上有所缺失；（2）缺乏对沿线国家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旅游目的地的层次和协同效应不高；（3）客源地和目的地高度重合，“东强西弱”的非协同发展格局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基于“高大全”、空间异质性和合作共享协调发展三大原则，我国应以城市群为载体，构建多中心次区域旅游空间系统；以异质性为依据，打造特色旅游精品线路体系；以网络设施建设为重点，提升区域旅游联结效率；以产业公地建设为抓手，强化沿线各国旅游合作基础，以此来优化我国区域旅游空间布局，提升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     

国家赔偿中的“相应”精神损害抚慰金——(2013)浙法赔字第1/2号浙江省高院张氏叔侄赔偿决定书评析及展开

《国家赔偿法》第35条指出,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浙江"张氏叔侄案"中,法院考虑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具体情节以及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后果这三项因素,在客观基准的范围内确立"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能促成国家赔偿精神抚慰制度尝试摆脱抚慰性质。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的法理考量

不可移动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认定是后续实施保护和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认定就没有保护。在现有立法对不可移动文物采取分类列举的基础上来看，目前实践中存在着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不明确，认定程序不完善，以及认定与登记、登录等环节衔接不畅，认定部门与其他部门缺少联动等诸问题。为此，应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标准，完善认定程序，实现信息共享，健全登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