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医院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意愿不高，患者的诊疗信息被静态碎片化储存而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考虑到医院进行医疗信息共享将降低患者转移成本，本文构建一个多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医疗信息共享对医院竞争过程中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是否存在转移成本，将患者分为新患者和经验性患者，借助Hotelling模型刻画患者的效用函数，分析患者就诊决策。然后，在政府价格规制和不考虑医院利他性情景下，构建了医院累积期望收益目标函数，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实现医院累积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质量水平，获得了实现患者相互转移且医院在市场中共存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最后，根据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成本降为零，分析与比较信息共享前后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医院间本身存在患者转移背景下，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数量增加但存在一个上限，增加的转移量与患者在医院间的转移成本呈正相关，与初始感知效用的差值范围呈负相关；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均衡状态下的医院服务质量水平高于信息共享前的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在不改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下，要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医院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对其进行定期补贴，以激励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本文给出了这个补贴的量化表达。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混合CVaR的供应链绿色研发-广告决策与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消费者绿色偏好异质性而引发产品需求不确定性的情形，构建了基于混合CVaR准则的绿色供应链双层风险决策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制造商与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零售商所组成供应链的最优绿色研发投入及广告宣传水平等决策问题，分析了成员不同风险态度对供应链相关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风险补偿的双向成本分担契约协调机制，并给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合理转移支付区间，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该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无论供应链成员表现为何种风险态度，该契约均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并且对由风险规避制造商与风险追逐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协调效果最为显著。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美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实践与借鉴

在美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法律实践中广泛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在联邦层面，美国基于普通法和判例法确定可获赔偿的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医疗费用、工资损失和获取收入能力损失、死亡与伤害、精神损失、财产损失与生活侵扰、惩罚性赔偿、按日累计赔偿金、隐私侵犯、杂项费用等。在州层面，一些州制定并较为有效地实施了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相关立法，但另外一些州的立法并不发达。总体而言，美国贯彻整体主义司法理念，实行基于科学判断的规则之治，重视地方知识与国家实践协同运作，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企业利用FTA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以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正逐渐成为各国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实中我国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并不高。为了探寻其中的原因,首先从FTA使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影响企业FTA利用率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企业FTA策略选择背后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2017年中国—东盟FTA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取FTA信息的难易程度、申请原产地证书的时间等FTA使用成本是影响中国企业FTA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利用FTA出口则有助于企业增加出口量,使其出口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并有助于企业加入全球/区域生产网络和产品供应链。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生产型企业,获取FTA信息困难程度的降低、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时间的缩短等更有利于提高外贸型企业的FTA利用率;大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受FTA使用所得收益的影响较大,而小规模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则对FTA使用成本更为敏感。为了提高企业对FTA的利用率,政府应当扩大对FTA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企业的认知水平,同时简化各种审批手续,努力缩短原产地证书申请所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