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湮没的历史:程颐的学制改革思想研究

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对太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改革带动了太学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太学生人数过多而人才质量不佳,太学教师出于自保而懈怠教学。于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党派当政之后,就开始全面批判王安石的太学改革措施。程颐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在任崇政殿说书期间,针对太学条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主张减少太学生名额并提高学生住宿待遇,强调太学教师应该参与学生管理,并提出严格律学的入学资格,调整武学的学习内容,增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然而程颐的学制改革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得以实践。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程朱阙里”——篁墩

屯溪区屯光镇篁墩村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祖居地，故历来就有“程朱阙里”之称。     

二程的人性论及其现代价值

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即理”的命题将人性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提出了与理、气二元划分相对应的人性论，对“性即理”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做了区分；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为其伦理道德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科学的评价二程的人性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程理学中的性格因素

性格因素是影响二程理学思想异同的重要因素之一。程颢的性格偏重从容、洒脱,具有外倾型性格的特点;程颐的性格则倾向严谨、持重,是比较典型的内倾型性格。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影响到他们对道德修养方法、为学途径的理解。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外倾型性格的程颢坚决严格约束的道德修养方法,主张应在与外物、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道德修养的目的;而程颐的内倾型性格决定了他必然采用道德约束和内心体认为主的修养方法。在为学途径上,从容、洒脱的程颢赞同从大处着手,反对拘谨的为学途径;严谨持重、强调持守的程颐主张为学应以步步为营、渐次积累的方法为主。     

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

程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以“理”规定“性”来保证了人性的善,但同时通过性气分设、性情分设的方式,指出气禀在人成德之路上的负面意义,从而为成德之工夫指明了方向。因此,伊川之工夫论,可以在“性即理”这一表述中找到其根据所在。一方面为对治人心中“气”的消极影响,故需“涵养用敬”;另一方面为彰显人性中“理”的一面,故要“格物穷理”、“进学致知”。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