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人性论及其现代价值

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即理”的命题将人性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提出了与理、气二元划分相对应的人性论，对“性即理”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做了区分；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为其伦理道德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科学的评价二程的人性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天下善恶皆天理”辨析

《二程集》中,程子曰: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1]从字义理解,天下善恶都是天理,这样说等于认同了善与恶都是符合天理的,此义与黑格尔说的存在既合理同出一辙。对于程子来说,要他承认丑恶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让他身处丑恶世界而熟视无睹,这显然是对其人格的侮辱,是极其不合情理的。因此,以存在既合理来理解程子之义,无疑与其本意相去甚远。要准确理解天下善恶皆天理,必须把此话放到程颢的理论体系中去。     

程颢对吕大临修养工夫论的指导——以《识仁篇》为中心

吕大临先从学于张载,后又东见于二程。在问学于二程时,程颢对其关学"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自明诚"修养工夫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自诚明"修养工夫论。程颢认为吕大临在关学时期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存在"防检"与"穷索"之弊。程颢对吕大临关学时期为学工夫的指点主要集中于《识仁篇》,其以"学者须先识仁"对吕大临的修养工夫论进行指导,而吕大临"默识深契,豁如也",并作《克己铭》以见意,表达了他对程颢"识仁"指点后的深刻体会。然而,吕大临并未抛弃其关学的为学工夫,他认为"自明诚"和"自诚明"是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的修养工夫。所以,关学"自明诚"修养工夫论和程颢"自诚明"修养工夫论在吕大临思想中得到了统一。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二程理学中的性格因素

性格因素是影响二程理学思想异同的重要因素之一。程颢的性格偏重从容、洒脱,具有外倾型性格的特点;程颐的性格则倾向严谨、持重,是比较典型的内倾型性格。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影响到他们对道德修养方法、为学途径的理解。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外倾型性格的程颢坚决严格约束的道德修养方法,主张应在与外物、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道德修养的目的;而程颐的内倾型性格决定了他必然采用道德约束和内心体认为主的修养方法。在为学途径上,从容、洒脱的程颢赞同从大处着手,反对拘谨的为学途径;严谨持重、强调持守的程颐主张为学应以步步为营、渐次积累的方法为主。     

“程朱阙里”——篁墩

屯溪区屯光镇篁墩村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祖居地，故历来就有“程朱阙里”之称。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兵学思想述论

在北宋中期"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许多士大夫关心国事莫不言兵。程颢、程颐兄弟也厕身其中,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兵学思想。他们所论兵学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针对宋朝要谋全局、论大略及总结战争的经验,又包括具体的应敌之策。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兵学思想具有现实性、儒学化倾向的特点,反映了文人论兵的时代现象。     

程颢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意趣之观照

以阐理说教、表达思致为胜的理趣诗是宋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类。然而这类诗歌容易道学气胜,诗味不足,落入言筌理路,这也通常和理学家本身追求理性和道德准则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相关。而北宋道学宗师程颢则将天人合一视为一种内心体验,追求活泼生动的自然至乐,其思想更加亲切圆通,因而诗歌也别具一格。观程颢之诗,通常存在存理以观物、应物而得趣、因趣而发理的一个循环过程,以亲切温厚之意态,不着痕迹地感动人心。这样的诗歌,既是个人道德的哲学化与艺术化,也是诗教对礼教的熔铸与陶冶,于宋代理学诗中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