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研究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纳税人适用税法的预约裁定制度。这意味着随着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化,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真正落地将在我国迎来重大突破。需要在我国税法中确认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使其成为新的征管模式建设重要的制度支点。该制度对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延伸税法预测作用、拓展纳税服务空间、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纳税遵从度有重要意义。当然,在模式与具体制度选择与执行程序设计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深入研究。     

税收促进贫困治理的政策分析:路径、效果与创新

贫困治理,关系到个人生存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无疑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税收依托优化扶贫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等路径,促进减贫,但由于政策零碎并内涵于少数税种之中等原因,减贫效果隐形间接且不显著。建议通过构建扶贫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措施,对促进贫困治理的税收政策进行创新。     

产业集聚、税收竞争与企业税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究了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统计年鉴中1996—2015年我国省级宏观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空间结构性差异和时间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各省实际税率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U型关系,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地区结构性差异,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前后,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此为线索,追索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政策的演进过程,并探讨在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和完善宏观政策的有关问题。     

2020年北京要初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

《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任务2020年工作方案》日前正式印发,部署实施223项工作任务和重点项目,"初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目标,明确提出北京要探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支撑体系和能力建设。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需要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和深化生态体制改革。以粤北欠发达区域清远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为例,在探索生态发展和生态体制改革面临普遍性问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困境,生态补偿不足,生态管理效率低等。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契机,深化体制改革:要完善生态补偿体制,改革生态补偿方式、方法,深化政绩考核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