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产业集聚、税收竞争与企业税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究了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统计年鉴中1996—2015年我国省级宏观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空间结构性差异和时间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各省实际税率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U型关系,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地区结构性差异,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前后,税收竞争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经历中国加入WTO的法律准备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上,全体成员通过协调一致的方式,接纳中国为世贸组织(WTO)正式成员。经过15年漫长而又艰苦的谈判,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中都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阶段。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法制工作等各领域将发生     

《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劳工标准及启示

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逐渐成熟,中欧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也不再遥远。但由于地区间政治、文化等差异,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面临诸多阻碍,劳工标准便是其中之一。我国部分自由贸易协定虽纳入劳工标准,但均为原则性条款。《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为欧盟首个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为欧盟与亚洲地区国家签订的首个协定,以其劳工标准具备涵盖多个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建立永久性合作机制等特点而具有创新性。可为后期我国与欧盟或他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标准及提升国内劳动立法带来重大启示。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从《反假冒贸易协定》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强了《反假冒贸易协定》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首次在多边贸易协定里规定了“避风港”制度，其中“通知—删除”规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限制的具体条件。此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提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规定在版权和相关权利部分，不只是针对数字环境下的侵权，还对《反假冒贸易协定》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和明确。技术措施方面，扩大了反规避的范围，同时明确了法律救济种类。权利管理信息方面，增加了受保护的信息种类，扩大了禁止行为的范围，降低了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