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批评"批评性"的回归与重构

“批评性”是关系到文学批评生存发展的本体性问题及命题，也是强化批评的文学评价机制及功能作用的内驱力，更是批评自身建设及完善提高的推进器。作为批评的总体性概念，“批评性”关系到批评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批评性”多维立体的构成系统，从强化批评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功能作用、主体性等方式及路径实现“批评性”。批评的逻辑起点是主客体关系中的经验与理念的统一，在其主体间性及其经验与理念间性中提供批评创造及“批评性”发挥与实现的空间。作为文学批评的总体性及本体性概念，“批评性”与无批评性、缺乏批评性、丧失批评性的批评泾渭分明，亦为好批评与伪批评、精品批评与低劣批评、高雅批评与庸俗批评的试金石，更是批评与捧评、棒评、恶评、误评、炫评、酷评、滥评的分水岭。批评作为“诤友”而着眼于“症候”批评，正是批评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亦是批评精神之所在，更是“批评性”之所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工具的能源扶贫效果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既是把握运用政党建设规律的内在需要,又是有效推进新时代政党建设实践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无论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皆离不开科学思维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领航。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中,战略思维提供目标指向、历史思维提供经验借鉴、辩证思维提供方法论、创新思维提供动力、底线思维提供保障。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