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流专业"双万计划"为契机,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内涵建设——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教学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双一流"和"双万计划"建设背景下,其工作成效对于加快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认清基层教学组织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通过规范教学活动、深化教研室管理、加强教学改革、提升基层教学组织活力,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成为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的中心,这对促进基层教学组织内涵建设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破解"电车难题"

当前,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迅速,但是现实版的"电车难题"也正成为自动驾驶汽车绕不开的发展障碍.本文将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的决策困境总结为三类问题:保护财产还是保护人员;保护驾乘人员还是保护行人;牺牲多数人还是牺牲少数人,并根据责任伦理理论制定了解决以上决策困境的原则,进而又依据这些原则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负责任创新的工程伦理探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开展负责任的创新实践、培养负责任的创新主体.负责任创新理念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多方行动者共担责任,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引发了工程伦理中底线责任的提升、激励性维度的突显以及责任主体的扩展,对侧重于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过失-责任追究的工程伦理实践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中国工程伦理实践教育可着力于3个方面的发展——培养多元伦理行动者、提升前置性伦理敏感度、增强参与性伦理行动力,以回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需求.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

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有两种方向,即"在道德体系中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关注道德".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科学性是这两大致思理路得以展开的前提性元问题,即"绿色技术创新伦理何以可能".对这个伦理预设问题的回答,要立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伦理属性",即在其外部伦理支持与内在伦理倾向的双重根据上给予回应.在伦理支持上,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伦理秩序规范引导,需要伦理尺度评价判定,需要伦理智慧排忧解难;在伦理倾向上,绿色技术创新是伦理意向的特殊显现,是伦理运动的规模集结,是伦理精神的深度召唤,它们共同回答了绿色技术创新伦理研究的元理论问题.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程伦理问题的出现,更加呼吁改变已有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观开始盛行,并成为对研究生进行工程伦理教育的理念引领.     

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平台式购买是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具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和参与主体，差异在于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分担。居民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变，是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平台式购买过程中，在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关系共建与维护、需求满足与反馈等不同交易类型与环节中，交易成本均大为下降，从而促使平台式购买的最终出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平台式购买具有更为优异的治理绩效，实现了政府、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多方共赢。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