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韩诗》学表微

东汉会稽学者赵晔素以《吴越春秋》饮誉学林,但其本位身份乃是研究《韩诗》的经师,故《后汉书》将其列入《儒林传》,以明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经学领域。赵晔师从东汉《韩诗》学派大师杜抚,撰写了三部《韩诗》学著作,并影响了会稽地区的学术氛围。遗憾的是,赵晔的《韩诗》学著作已全部亡佚,现已无从了解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但就散见各处的相关史料细加钩稽,仍可大体考出赵晔《韩诗》学的渊源、著作及影响,从而较为客观真实地还原赵晔《韩诗》学的基本面相。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元代吴澄对《礼记》篇章整合重缀的价值探析

元代吴澄的《礼记纂言》收录了原本《礼记》的三十六篇，并对其中的十九篇进行了章节段句上的调整，颇具有重新编联和整合重缀的意味，目的在于使这些篇章的本文更加接近写作时的原貌而解读上更为晓畅。对于吴澄的这一整理工作，后世历史上褒贬不一。就其最终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只有通过对其调整后的篇章进行对比性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体会吴澄在解读这些篇章本文上的通篇考虑和具体逻辑，以及其经典价值和文本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吴澄对《丧服小记》一篇的段句调整幅度是最大的，因而最具代表性，以其为例，亦可管窥吴澄《礼记纂言》的经学史价值。     

辽大学人

王雅,女,现为辽宁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理事。王雅教授199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国学大师金景芳先生,治经学与中国思想史。2000年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导读、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经与经学史等课程。十多年来,王雅教授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始终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节课,对课程     

梁论《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几个问题

人们能从<清代学术概论>中得到学术启发,但该论稍嫌粗疏.一则清学只是从学术上而言,并不能代表也不足以成为时代思潮;有清一代学术只有补于学术建设,实无多大现实意义.二则,清学是经学,清今文学到康有为结束,梁启超只是史学家[1].他的启发得自章太炎、刘师培[2],且以史论经,总显疏浅.笔者意在提醒梁氏此书只可作史看.     

视角独具匠心不凡 --《孔子故里著述考》评述

孔子故里曲阜为儒学发祥地,先秦群儒,及汉之孔安国、唐之孔颖达、清之孔广森,在中国经学史上俱占有重要位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子故里一直是文化学术集散地,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当地人士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且以著述相尚,互为师友.     

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