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关于n长路的(a,b;n)-优美标号的研究

证明了a=3时,Gvozdjak猜想成立.即路Pn存在一个(a,b;n)-优美标号,当且仅当整数a,b,n满足:(1)b-a与n(n+1)/2有相同的奇偶性;(2)0<|b-a|≤n+1/2;(3)n/2≤a+b≤3n/2.在a=3时,结论成立.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     

从“四化同步”到“六化协调”:县域产业升级发展新思路

随着“绿色化”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服务化在我国GDP产值中所占比值越来越大，把“四化同步”适时调整为“六化协调”已是大势所趋。“六化协调”发展与县域产业升级的密切关系为河北省县域产业升级振兴带来新思路，如何做?首先要找差距，抓重点，提升县域“六化协调”整体发展水平；其次要加强“六化”各系统之间互动，提升县域“六化”各系统发展水平；最后要制定区域化的“六化”发展战略，优化河北省“六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