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闭性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关于婚姻效力瑕疵的规定应该解释为具有封闭性。从法政策的视角看，欺诈行为只有在涉及婚姻实质时才会影响婚姻效力，而法定的涉及婚姻实质的欺诈只有隐瞒重大疾病这一种；重大误解不足以构成撤销婚姻的事由；采取虚伪表示不影响婚姻效力的立场，反而更加有助于减少假结婚、假离婚等行为，且有利于维护婚姻登记公信力，至于附带的经济损害则可以通过区分身份行为和财产行为的法律技术加以救济；除未达法定婚龄者外，其他人不纯因其行为能力欠缺而致婚姻效力受影响，否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弱势群体结婚的权利；《民法典（草案）》中曾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婚姻登记”，是为了解决“被结婚”这种特殊的婚姻不成立问题。从教义学的视角看，结婚的意思可以分为实质结婚意思和形式结婚意思，在我国法中，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就符合“自愿结婚”的要求，可以成立有效的婚姻。     

关于n长路的(a,b;n)-优美标号的研究

证明了a=3时,Gvozdjak猜想成立.即路Pn存在一个(a,b;n)-优美标号,当且仅当整数a,b,n满足:(1)b-a与n(n+1)/2有相同的奇偶性;(2)0<|b-a|≤n+1/2;(3)n/2≤a+b≤3n/2.在a=3时,结论成立.     

2016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17省份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对中央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政策的落实情况、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以及土地征收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进行分析。调查分析表明:(1)土地确权工作得到了农民普遍支持,已初见成效,新证书的内容完整规范;同时,确权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高,宣传动员、结果公示和确认签字等环节存在不足,发证率依然较低。(2)土地规模经营和流转已初具规模,农民有流转意愿并有话语权,农民的土地流转满意度较高。(3)目前的征地制度安排缺乏对失地农民补偿的长效机制,农民的征地满意度普遍较低,主要原因在于补偿标准低、担心未来工作和收入来源,以及未征求农民意见等。(4)建议采取针对性措施(如规范确权工作流程并尽快颁证、扶持失地农民完成生计替代、加强基层吏治队伍建设等),进一步增强地权稳定性,提高农民对中央农地制度改革的信心和满意度,促进中央有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和执行。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

民事执行当事人在司法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变化的情况,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的效率,这就需要针对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民事执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范畴、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程序的启动、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事项的核验以及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事后救济等,希望能够为民事执行的效率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     

如何在员工职业生涯中创建文化仪式

本课题研究,旨在紧紧结合基层供电企业的实际,以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为根本,以传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为依托,以员工职业生涯重要节点为脉络,将文化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探索具体的程式化操作、常态化开展的员工职业生涯重要节点仪式,使无形的、"看不见"的企业文化转变为有形的、"看得见"的具体行动,增强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意识,提升归属感、责任感与自豪感,推进基层供电企业健康发展。     

“买卖型担保”法效果的解释与证成

"买卖型担保"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常见手段,但目前学理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或裁判路径,适用上产生较大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到期不能清偿借款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不利于保护弱势债务人利益,导致禁止流质、流押的适用;另一方面由于规范民间借贷监管的需要,在价值判断上认定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由此,现有解释路径存在超出"买卖型担保"涵射的范围、参照担保物权解释等两大误区。就法律效果而言,"买卖型担保"具有独立性,性质上不属于担保物权,可以在内部证成为仅属于诺成性的担保性质约定,从属于基础法律关系借款债权,区别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让与担保和以物抵债;在外部证成为可以实现与担保物权相类似的对抗效力和优先受偿的"担保"效果,具体经过预告登记保全借款债权顺位、完成所有权移转本登记实现优先受偿、实行处分型清算实施借贷监管等三方面得以实现。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