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嵌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而技术嵌入是企业内化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探究技术嵌入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嵌入包含技术整合和技术开发,两种策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演变.其中,拼凑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而协奏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架构创新.利用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渐进创新,而探索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颠覆创新.最终,案例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呈现出一条"流程信息化→渠道平台化→产品数字化→技术产品化"的进阶式演化路径,数字化程度相应呈现"类抛物线"的演变规律.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并为科技型企业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绿色技术创新对医疗卫生条件存在选择性偏好吗?

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环境中绿色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什么因素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地条件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偏向性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利用2007—2013年中国1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衡量非期望产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创新地特征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后果.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条件依赖且选择性偏好表现出异质性,即医疗卫生条件越优的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越强,且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富裕程度和不同地域的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可能源于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的城市更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更利于城市朝绿色技术创新方向转变.     

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问题与“三化”解决策略

通过互联网金融营销的实际案例调研,发现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存在"客户产品偏好画像模糊,无法实现交叉销售""产品货架用户可视性差,无法实现交叉获客"等问题。基于互联网营销的AARRR模型、6R模型,提出客户产品偏好画像精准标签价值化、数据平台智能营销渠道场景化、产品货架可视营销策略自动化等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三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可促进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向自动化转型。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绿色增长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研究

针对如何正确引导 GHG 排放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以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这一问题，基于 DICE 模型，重构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的动力要素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数值仿真结果显示: 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不容小觑;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社会生产力强劲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化风险，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气候反馈经济损失小但存在增长动力匮乏风险，二者虽均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但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会更稳妥;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在短期内会显著提升。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