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球面网络结构模型的企业文化模糊综合评判

本文基于企业文化球面网络结构模型构建了一个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针对企业文化指标不易定量分析和企业文化评判等级边界模糊的特点，引入模糊理论，构建企业文化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企业文化进行评判，避免了用“是”或“否”这样的确定性评价方法处理这种非确定性问题带来的信息遗漏。评价结果表明，基于球面网络结构模型的企业文化模糊综合评判能较好地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基于网络结构-要素行为-创新绩效视角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评价

将国家创新体系分解成科学研究网络、技术开发网络和技术扩散网络,从网络结构-要素行为-创新绩效的视角,选择具有代表性并且能够获取完整序列数据的指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参照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指标值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进而对中国进行了实证测算,2001~2010年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指数从14.7%提高到4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比例、外资企业科技经费比例等指标的迅速增加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由此,提出了提高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的策略在于高效的、紧密的、国际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分布式计算机网络结构分析与优化探析

计算机作为现代化科学技术高端产品而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发展正迎来了一个如日中天的时期。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计算机更新换代的需求越来越白热化，由此分布式计算机应运而生。本文就分布式计算机的相关网络结构管理体系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以期对分步式计算机网络结构的管理有所帮助。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中国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入境旅游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确定各省份之间的入境旅游空间网络关系,并进一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入境旅游的整体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和个体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显著,中国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中国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多元化。据此,提出加强旅游交流协作以构建游客共享机制、合理评估发展条件以挖掘入境旅游潜力等对策,以期助推中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公共治理网络中的绩效领导结构特征与机制——基于“品清湖围网拆迁”的案例研究

领导力是基于合作网络的绩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已有研究指出,网络结构下的领导力与传统以科层制组织为基础的领导力有显著差异。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案例研究方法,预设"网络结构""偏好与冲突""绩效领导"和"作为结果的绩效"四个节点,对"品清湖围网拆迁"事件的多来源数据进行质性编码,形成绩效领导"结构—策略—功能"分析框架,进而在网络结构和绩效视角下回答领导机制如何促进合作以实现治理绩效。研究发现"行政"、"市场"和"信任"是绩效领导发挥功能的主要协调机制,沟通是领导者的核心职业能力。     

论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在本质上具有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技术既是社会行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行动的中介。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行动是进行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变革,当以内嵌于技术的新的规则、思维模式等因素为依托而产生新的行动模式时,制度变革的时机就到来了。组织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应当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以创造性的行动为中介,使技术应用成为一项实现制度变革的自觉行动,并为技术应用创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型提供技术支持。